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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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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屿
作者授权
内容简介
《冶炼》反映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前三届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即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以七九级的学生为主。这三届大学生们的年龄参差不齐,有“老三届”(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的学生,有“新三届”(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的小学毕业生)的学生,有“新三届”之后的下乡知识青年年龄段的学生,有“文革”结束后的高中毕业生,有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几届学生同处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一个班级,彼此性格、年龄差异很大。他们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他们互相影响、互为点缀,成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特殊群体,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群体。
小说反映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起这段时间大学的状况,反映了社会的新旧更替对学生的影响。同时,学校的变化、学生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在一定层度上揭示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
九、求索
近段日子,南方大学校园里流传着好几种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
这些刊物以杂志的形式出现。
有省内几所综合大学各自办的刊物,有省内几所师范大学办的刊物。杂志的创办者和投稿者都是七七级、七八级的同学。
这其中包括南方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三个班办的刊物。只是南方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三个班办的刊物,两个班是杂志形式,一个班是油印形式。本校七七级中文系三个班的刊物只接受自己班上同学的投稿。
这些杂志有诗歌、散文、小说、随笔等。
从内容上看,小说多反映“文革”中的故事和生活;从思想上看,文稿表现了他们的悲哀,他们的忧伤,他们的迷惘,他们的失落以及他们的追求。这些文章有的引人发笑,有的催人泪下,有的使人欲哭无泪,有的使人笑中含泪,有的引人深思。
从这些文稿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思维轨迹。
七九级不少同学很欣赏这些杂志上刊载的文章。
下过乡的同学似乎从中找到了共鸣,未下乡的同学像是在体验一种未曾经历过的生活,寻觅一种生活的真谛。
让七九级同学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给这些杂志投稿的资格,就是本校中文系七七级三个班的刊物也没资格投稿。
很快,一个让南方大学中文系七九级同学感兴趣的消息传来,中文系七七级、七八级将联合组办一个文学社。
在好些同学眼里,这文学社团就是一个高、大、上的组织。
在大家的认知中,中国现代史上的几大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浅草•沉钟社、南国社、七月派、九叶诗派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作者包含了当时有突出成就、有影响力的作家:如: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绍钧、郭绍虞、许地山、俞平伯、朱自清、刘半农、熊佛西、谢冰心、徐志摩、王鲁彦、欧阳予倩、舒庆春(老舍);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胡适、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罗隆基、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洪深、蔡楚生、艾青、陈守梅、胡风、绿原、牛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郑敏……
当然,这个学生的文学社团不可能与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随时代潮流而生的文学社团相比,这一帮人也不能与那一批人同日而语。但是体验一下文学社团的氛围,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点也是可以的,毕竟这也是一种文学实践,可以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别人的长处,还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
何况,现在学校图书馆一下就敞开了,过去封存的大量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全部放开。而本校图书馆的藏书量在全国高校中算得上名列前茅。学生们如饥似渴地涌进图书馆抢坐位读书,抢不到的就借出来看。
读是读了,怎样认识这些作品,怎样消化这些作品、怎样看待这些作品也需要时间和适当的交流平台。
说到读书,对于77级、78级、79级三个年级中的学生来说,“文革”开始年龄稍大一些的,都曾经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偷看过一些“禁”书。
“老三届”的同学不能说全部都是偷看的,毕竟,“文革”前他们上学期间,那些书是可以随便看的,只要能找到。
只是中小学年龄段的学生,大家通常看的都是“文革”前出版的中外小说类和历史类作品。通常也仅限于此。
而新的国外的各种流派的理论书籍、杂志、专刊就是现在才出现在图书馆。各种派别,各个领域、各个学科都在涌入。
文化艺术类、社会科学类、人文思想类,哲学宗教类、自然科学类、国外各学科专业技术类等等都有,中英文版本都有。
很多内容形成一个交叉的大网,整个地铺设进了学生的思维中,而这还远远不够。还只是知识海洋里的沧海一粟。
老师课堂上讲的与这些相比,就少些了,但各科加起来,也够大家慢慢消化的了。如果能够有个文学社团讨论讨论这些东西,那就再好不过。
从时间上来看,这77年恢复高考后,78年春季才开始正式入学的学生们,到现在才第三年,校园里就出现了学生自己创办的文学社团,这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一件大事。
大家都想看看这文学社怎么个范儿,也想近距离地体验一下文学社的文化氛围,看看身边的文学社团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耳目一新。
不说期待太高,一下就会在文学方面提升一大节,但可以跟着那些身边有丰富阅历的“老三届”学生,“新三届”学生及文学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同学学习也是值得的。
所以,79级的好些同学期待着文学社团的成立与开展的活动。
文学社成立这天,还真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中文系七九级相约而去的同学不少,晚饭后,等他们到了中文系教学楼最大的阶梯教室,一看,里面早已坐满了学生。就连教室过道都挤满了学生。有不少外系的,听说还有外校的。
无奈,一群学生只好站在阶梯教室的外面。
七九级一班的几个同学站在一起,相互点头示意,都没有说话。
罗勇、李松林、张鹏鹏、李进、胡广隆、米莉莎、柯霞、宋为民、龚学山、张恒等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家冲着这文学社而来,关注点全在这里了。
整栋教学楼所有的教室灯火通明,上晚自习的教室都是很安静的,唯独这里,今晚似乎很热闹。人多,杂音嗡嗡声不断,室里室外都一样。
几个七七级、七八级比较出众的人物在阶梯教室下面讲台旁边站着,彼此在交流着什么。
讲台前有一个高约20公分,宽60—70公分,比整块黑板稍长一点的木制框架摆放地面上,形成了讲台的台阶。
在这个木制框架台阶的正中间,放着一张教师讲课用的讲台桌,讲台桌是深红色,看上去厚重,质量很好,便于教师讲课并有利于在黑板上书写,也有助于教师与学生的交流。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七七级与七八级几个与文学社有关的人物身上。
七点半,学校晚自习的铃声响起。
待铃声结束,主持人跨上木制台阶,走到了讲台桌前。
77级“老三届”学生张远明宣布文学社成立大会开始,并致辞。
在致辞中,他首先提到文学社成立的依据。
这个依据就是: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
其中提到: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
文学社成立有法可依。
然后,提到文学社是一个学生社团,是学生文学创作与交流的平台,文学刊物是交流的一种形式。文学社将定期举办相关活动,为大家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最后提到,文学社自愿报名参加,报名就成为会员。爱好文学的同学都可以参加。社团成员不限于中文系的同学,也不限于南方大学本校的同学,本市其他高校学生也可报名参加文学社。
……
第二,社长讲话。
社长也是大家都熟悉的78级“老三届”学生林大民。
林大民走到阶梯教室讲台前,抬头看着中文系最大的阶梯教室里的同学。
除了坐位上坐着的同学,两侧过道上站满了人,中间过道里的阶梯上坐满了同学。这些同学不仅仅只是本校中文系的同学。
林大民也通过大玻璃窗看了看教室外面众多围观的同学。
面对大家,林大民早已准备好了要说的话:
今天是我们学校中文系文学社成立的日子。
这无论对学校,还是对我们中文系的学生来说都应该算是一件大事。
我们这一批人,进入大学的时间比正常时段晚了十年,而四年大学,如果不好好珍惜,时间一晃就会消失。
十年“文革”,让我们失去了太多,也经历了许多,也思考了很多。
现在进入了大学中文系,我们好好研究与文学有关的事。
现在,中国的文学领域,在已经出现与“文革”有关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我们亲身经历过“文革”并参加过“文革”的一代人,不应该让文学仅仅停留在这两个阶段。
俄国十九世纪哲学家、作家赫尔岑告诉我们:“不仅要学会在欢乐时微笑,也要学会在苦难中微笑”;赫尔岑还告诉我们:“因为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间隙,它就能照亮田野乃至整个世界”。
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文学必须继续向前发展。
文学需要寻找新的出发点。
文学也需要批判的眼光。
这里的“批判”不是“文革”中的那种人们通常理解的“批判”,那种对某一种路线、某一种思想,某一类人,某一类体制,某一类行为的批判。
也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横扫一杆子出去,不分清红皂白的批驳、否定与推翻。
也不是一谈到“批判”,就产生一种“文革”后遗症,”谈虎色变”的惊恐心理。
这里说的批判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类型。这种思维类型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信息,需要具有相关的分析、判断、推理、逻辑、语言、哲学、论辩等等方面的能力,而批判并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寻求新的起点、新的发展方向、新的高度。
人类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
批判的过程也是探索的过程,寻求的过程,创新的过程。
……
他的激昂的演说,让大家了知道了他对于本校中文系文学社的宗旨与要探索的方向。
第三.文学社创始人之一,78级“老三届”易之宇上台。
在他的发言中,提到目前几个在文学领域具有时代特征、有独特成就并有独特思想的作家的名字。
而后,他朗诵了其中一个作家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这首诗大家都熟悉,而且都深知它所蕴含的时代意义,与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大家跟着一起背诵起来。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
这首诗把文学社成立大会推向高潮。
这首诗两度流传,第一次流行时间是,1976年4•5运动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期,第二次流行时间是,1979年《诗刊》杂志刊载这首诗。同一首诗的诗句前后略有微动。但诗意未变。
诗歌朗诵完毕。
演说者易之宇提到文学的责任,提出文学要表达人民的心声,表现社会与历史的真实,追寻真理。
……
大家都明确了文学社成立的整个情况。
晚自习结束,成立大会也结束了。大家兴致未尽地离去。
文学社成立的第二天下午,主办者神速般地马上就办了第一期刊物,这第一期刊物非常特别而非常特殊,可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下午下课,当同学们从中文系教学楼里出来,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教学楼旁边的大道边上,在排列间距较为整齐的树上,用绳子牵着挂在树上的大幅纸面手写作品,那排列整齐的诗行,漂亮的毛笔书法书写的文字,一眼就让人看出是文学作品。
奇了,别出心裁!这是受美术系的影响和启发吗?那次的画展展出的画,有用展版展出的,有用绳子牵挂着的。
学生们迅速地簇拥着聚拢,围观欣赏着这别开生面的展示的作品。
既是书法作品,又是文学作品。
可惜,这种展示方式,最多只能维持几天,风吹、日晒,薄薄的纸很快就变形了。
第二期开始,出现的文学刊物就是油印的了。
这天下午没课,中文系79级一班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上自习。
教室在中文系的教学大楼,79级三个班上大课的教室就成了79级固定的教室。
下午四点左右,罗勇拿着一张油印的小报《求索》走近了教室。他径直走到李松林和张鹏鹏面前,指着小报上的一个地方给他们看上面内容,二人一看,罗勇的诗登在小报上,李松林说“祝贺,你的诗又上榜了。”罗勇报以微笑。
教室的同学一听,都想看看,于是小报在大家手中传阅。教室里同学还有柯霞、宋为民、米莉莎、龚学山及另两个班的一些同学。
七七级、七八级新成立的文学社团出的文学小报,限于篇幅,里面的文稿通常在字数上有一定的限制,文学小报以小小说、杂文、散文、诗歌、小评论等形式反应学生生活。
每期一个专题。这期是诗歌专题。
七九级三个班有几个同学参加了文学社。罗勇是其中之一。
大家在传看文学社的油印小报的同时,也给予罗勇肯定。
罗勇很开心地谢谢大家对他的诗歌的肯定,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
然后,他提醒大家:“各位同学,今天晚上文学社要开展活动,有专题演讲会,有兴趣的可以去参加,地点还是那个阶梯教室。”
宋为民和柯霞当即表示:一定去。
吃过晚饭,208寝室的几个同学早早来到阶梯教室。因为去晚了,连教室都进不去。
果然,她们到时,阶梯教室已有不少同学。她们各自找了位置坐下。
晚自习铃声响了,还有人陆续到来,教室里已没有了座位,连过道都站满了。后来的同学只有站在室外。
七七级、七八级准备演讲的几个同学照例坐在前排。演讲的人数有限,每人演讲的时间也有规定。
晚自习铃声一结束。“贝多芬”——张远明第一个跨上讲台。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不进则退,不进则亡”。然后开始演讲。
他一开始就提出:文学要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热点问题,关注社会发展问题,关注国家发展问题。关注民生问题。文学不是孤立的空中楼阁。
全体同学看着“贝多芬”,听着他的演讲。
他像面对成百上千的听众,激情迸发地宣讲着。他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引经据典,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阐述。演讲的后半部分,他一下把当今的大学生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起来。这一联系,使在座的大学生思维和他走到了一起,强烈的共鸣使大家振奋起来。
他扫视了全场的人,稍停片刻,讲道:
“同学们,现在我们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贫穷和落后。我们横向扫视一下发达国家,拿西方发达国家的飞速发展和我国的贫穷落后相比,会让每一个看见这种差距的中国人汗颜,会让每一个看见这种差距的中国人不寒而栗。
“谁都知道这种差距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历史已经让每一个中国人了解了它预示的可怕后果。可以说,这‘贫穷和落后’就如同一柄高悬在我们头顶的‘达魔克利斯利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置我们于死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引用过古希腊神话‘达魔克利斯剑’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说的是公元前三、四百年前的事情。达魔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的宠臣。他非常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并极力吹捧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迪奥尼修斯在位的三十八年里,为人多疑,经常感到危机四伏,认为有人要谋害他。迪奥尼修斯听了达魔克利斯的话,想让他尝尝幸福的滋味,于是请他参加宴会。宴席上坐的是黄金宝座,用的是金银器皿,吃的是上等食品。但却在宝座的上方——达魔克利斯的头上用一根马鬃悬了一根寒光闪闪的宝剑。兴高采烈的达魔克利斯不经意中抬头突然看见了利剑,顿时如坐针毡。这个典故本身说的是君王的幸福不长久,时刻都存在着危险。后来,‘达魔克利斯剑’就用来指经常的、近在眉睫的危险。”
“我这里借用这个典故,是说明我国的贫穷和落后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就如同一柄高悬在我国头上的‘达魔克利斯利剑’,随时都可能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同学们,我国的教育中断了十年,科技发展中断了十年,现代化建设中断了十年,甚至还不止十年,如今,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这些十年动乱以后的大学生,在这历史的关健时刻,肩负的担子格外沉重。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肩膀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双手创造新的中国。
“同学们。‘达魔克利斯利剑’就悬挂在祖国头上,看着它,拚死也要摘出这把利剑。努力吧,同学们!”
说到这里,他的手有力地在空中一挥,演讲戛然而止。
全体同学如神地听着他的演讲,被他的激情所打动。他的话一完,全场短暂的静寂之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第二个演讲的是中文系七八级的林大民,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
他谈到,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每一个都重要,其中农业现代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目前,农业问题非常严峻。让农民吃饱,让全国人民吃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农村几亿农民的耕种方式还沿袭着古老的靠天吃饭的方式,用的人工手刨肩挑的生产方式;更为严峻的是一群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人在从事着繁重而艰巨的农业生产。
农业问题不解决,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教育要向农村倾斜。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要实行大移民,人口要实行流动,人口的流动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
……
第三个演讲的是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易之宇,题目是:中国要发展,教育必先行。
第四个演讲的是中文系七八级的女同学刘欣欣,她的题目是: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
热点问题谈了,此次活动还谈了几个文学小专题。
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
同学们对活动内容很感兴趣,对演讲的热点问题也关注,整个晚自习的活动时间保持着很高的兴致。
晚自习结束,文学社活动结束。同学们意犹未尽地议论着走出教室。
208寝室的同学回到寝室后,不停地议论着今晚的热点问题演讲。
柯霞坦白地说自己没有“老三届”同学想得那么深远。她的同乡里有几个七八级的“老三届”,她时常到她们寝室去耍。她们谈话的内容广泛而又深刻。她感觉到,自己在她们面前显得很幼稚,而她们也总是把她看着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姑娘,尽管自己有时有点不服气,但转念一想,自己考虑问题是比她们单纯得多。
张小玉听了柯霞的坦白后说了一句:“你和她们相比,是要幼稚得多嘛,你服气不服气都是这么回事。”
柯霞看看张小玉:“你还不是和我一样。未必你还很高深么?”
“人与人不一样。”张小玉不紧不慢地说。
此时,张小玉又不经意地转变了话题:“我觉得他们讲的内容我还是能够认识的,他们的思维我也能够跟上。其实很多问题我还是想过的,我还是忧国忧民。”
单云一听,笑了:“想不到小小年纪的张小玉还‘忧国忧民’呢。你把你自己多‘忧’一些就行了。多在父母面前撒撒娇,耍点脾气就差不多了。”
“别那么小看人,你以为只有你们这么大的人才想着国家吗?”张小玉不高兴地噘起了嘴。
单云一看张小玉不高兴了,忙说:“好,好,好,想着国家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你们听今天‘贝多芬’讲得怎么样?”
她停了一下,不等别人回答又说:“他的观点总的来说我是同意的,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是太落后,但我认为落后本身并不是特别可怕的。只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我们是会赶上去的。可悲的是,我国不少人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落后和愚味,一天老是在那里唱高调:地大物博,‘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以后呢?’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均所占土地和物还算大和博吗?还有什么历史悠久,文明古国,四大发明等等之类的东西成天挂在嘴上,似乎不这样就不爱国。不错,中国是历史悠久,但是,历史悠久又怎样,那只能说明过去。难道能够用它来为我们今天的落后增添光环吗?不正视现实,一味地唱高调,只能是鲁迅所描写的阿Q一样:‘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这才是最可悲的。”
单云这一说阿Q,由她说话带来的拘谨气氛变得随和了一点儿,大家忍不住笑了。
柯霞说:“有的时候,时代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太短,也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这不,改革开放就是我们跟上别人的一个步骤……”
单云打断了柯霞的话,一副不屑一驳的样子。她没有把这些小姑娘放在眼里:“你那点成绩和别人相比算什么?改革开放,我们看到了别人的长处,也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可有人硬把别人的长处说成是短处。一副‘狐狸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是酸的’的架式。哼,自欺欺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思想,就是“自以为是”,看看中国的城墙和城池,千篇一律的四方型,四平八稳。自已把自己关起来,外面的人不准进来,里面的人不愿出去,也不想出去。只等着别人——别的国家万国来朝。结果形成固步自封,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状态。”单云补充说。
宋为民说:“中国的城墙、城池还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一面。”
米莉莎想:中国的城墙、城池还有另外的解读:抵御外敌,护卫家园、保护自己、护卫权势、护卫皇权、护卫中央集权。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时期,在冷兵器时代,坚固的城墙和城池也是一种威权的象征,一种神圣的、难以侵犯的象征,一种实力的象征。
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热兵器出现,城墙与城池就与神圣无关了,无论现实还是象征都无关。再守着城墙与坚固的城池就是自以为是,固步自封。
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带来的结果就是只有挨打的份儿,只有被列强瓜分的份儿了。这就是今天张远明说的“贫穷和落后”形成的部分原因,就是说,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源上说,至少要追溯到一百年前。
米莉莎没有表述自己的观点。
因为单云说话总是有一种自我正确的特点,她的年龄又最大,通常大家都不作过多表述和接话。寝室里陷入沉默。
米莉莎此时在继续想着自己的心事。她看到“老三届”的学生,总免不了想到他们当红卫兵时的情景。今天,她又想到了《我忏悔》这首诗。说不定这首诗就是今天演讲中的某一个人写的。这首摧人泪下,令人心酸的诗表明了“老三届”对那场“革命”的痛苦反思。“十年历史,十年青春;人生一世,十年犹几?历史长河,弹指挥间。”让人心颤。可是今天,他们没有再沉溺在过去的痛苦中,思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祖国的命运,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兴亡,民族的发展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他们成熟了。在经历了众多沧桑之后成熟了。自己曾经目睹过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一部分,为什么没能像他们那样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没能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的思维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为什么没能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是的,祖国和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祖国发达,她的儿女骄傲;祖国落后,她的儿女应感到耻辱。“达魔克利斯利剑”悬挂在祖国头上,她的每一个儿女都应该有深重的危机感……
龚学山觉得今天的收获多,见大家都没有说话,她提起了林大民谈的农业问题。她来自边远山区的县城,父亲是县级干部,对农村的情况有所了解。
“林大民谈的农业问题在目前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大问题。这几年因为国家新政策的出台,农村在粮食问题方面有了大的改善,农民不再因为粮食不足而饿肚子了。但从长远来看,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确实是文化基础最低的人。我赞成他说的“教育要向农村倾斜。”
“他说的发展中国经济,需要人口流动的问题,我也赞成。但这个谈何容易。”宋为民说。
“首先一个,户口问题就是个麻烦问题。”柯霞表态。
“我认为,户口问题是一个政策问题,要出台户口方面的新政策也不是不行。我也赞成人口流动。我说了,改革开放,我们看见了别人的长处,也看见了自己的短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都是流动的,不仅仅是本国流动,甚至国与国之间还相互流动。
“中国人口要流动,必须满足几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取消生活资料的配给制、生活的必需品能够达到满足国人的日常生活需求,且有足够的储备量。二、住宿条件要有足够的配套而有储备,没有这两点,人口流动起来,到哪里去吃住?生活必需品怎么解决?三、要有足够的就业岗位,人们可以自主择业,不然,流动人口以什么为生?四、教育问题,要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各地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没有足够的学校,流动人口中的孩子们到哪里去读书?
“目前,我们城市人口都在吃供应粮,没有粮票寸步难行。而且还有不少生活资料是国家配备的。我们的住房是国家基层政府按户籍分配的,是企业分配的。除了这两个途径,没办法获得住房。人们的工作,一是基层政府在安排,在分配,二是企业在安排、分配。没有这两个环节,还真找不到工作。
“四个方面的基本前提达到了,还有交通问题、全国城乡及城市与边远地区的资源分配与交流问题,等等、等等。唉——,路漫漫其修远兮。”单云的父亲是大学所在城市政府部门的干部。有些问题她有不同的看法。
是啊,想和做还有很远的距离。米莉莎赞同。
“单大姐都说人口流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这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张小玉接话。
“还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宋为民的话还没有说完,全寝室的人接着说出了下一句:
“吾将上下而求索。”
“接下来就是干吧,多做实事,少说空话。”龚学山道。
这是今晚中文系七八级的女同学刘欣欣演讲的一个内容。
这个话题完了,大家平静了。
。
单云见大家都没有再讨论的话题了,觉得太沉闷。今天她的兴致似乎特别高,于是又提起了话题。
“各位,你们对宗教有没有兴趣。现在我国的宗教政策有所放宽。我在这方面还作了一点儿思考。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可以把我写的念一段给你们听。”
张小玉一听,忙说:“你如果想读的话,我们不妨见识见识。”
单云兴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翻着,须臾,她说话了:“好,我就给各位读一段。这是我对中世纪宗教走向没落的轨迹作的一点儿笔记和思索。”
“各位都知道,中世纪基督教统治西欧可称得上黑暗。那么,基督教是怎么一步一步失去统治地位的呢?诸位请听: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学者在接受教皇聘用的同时,痛感当时教皇的罪恶,少数自由思想家在觉得死亡临近的时候才和教皇和解。”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永久性地摧毁了基督教内部的统一,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教廷对西欧各国至高无上的统治。”
“十七世纪欧洲对宗教的非信仰是‘隐蔽的、软弱的’,大多数思想家被称为‘伟大的两栖动物’”
“十八世纪,欧洲对宗教的非信仰已是公开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神学家也认为根本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许多神学家准备‘放弃有神论宗教的传统要求’承认了解和解释现实的自然主义的方式(包括它的方法和范畴)是唯一的方式。”
“人民中产生的异端和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表明了人民大众对教会权威的蔑视和对抗。”
……
她读完了她的笔记,张小玉像往常一样接过她的话加以附和。然后提出新的问题。张小玉对弗洛依德的理论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弗洛依德的梦境说和恋父恋母说。她兴致勃勃地谈着弗洛依德的理论。
龚学山有时插话。
柯霞对弗洛依德关于艺术家的创作观持反对态度;宋为民持不完全赞同态度。大家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弗洛依德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艺术家都是“内向性格者”。他们因为过剩的本能欲望的推动,不可能去接受现实向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于是只能在幻想的世界中满足自己。这样,艺术就成了一种补偿手段。艺术家把那些不现实的要求,转换为似乎能现实地感觉到的目的中去。这种转换能力就是“升华能力”。这种“升华能力”是一种防御性机能,能把艺术家从害怕惩罚和病态的苦闷中解救出来,把它限制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与精神病患者仅有“一墙之隔”。而且事实上艺术家也常常像那些精神病患者和精神失常的人那样,会突然中断与现实的联系而进入到一种虚幻的世界中去。不过,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的是艺术家能发现一种重新回到现实中去的方法。
弗洛依德是世界上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在世界上他首创了精神分析学,并且使精神分析学再也不纯属于医学。此外,他对医学以外的许多学科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文学艺术。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国际上多种学科方面都有重大影响。面对这样一个学者的观点,如何评价,大家众说纷纭。
柯霞对弗氏的创作观实在不敢苟同。好说:
“弗洛依德在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之间几乎画上了等号,世界上那么多著名的艺术家似乎根本和弗氏的观点对不上号。
“贝多芬、达·芬奇、莎士比亚、老舍、齐白石、徐悲鸿、聂耳等等,他们身上那里有一点儿精神病人的东西。特别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徐悲鸿、朱自清、老舍等许许多多的爱国艺术家,他们在国难当头、或在家庭、个人处于逆境的时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创作出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作品。这其间,哪里有“能把艺术家从害怕惩罚和病态的苦闷中解救出来的”的“防御性机能”?哪里有一点和精神病人类似的地方?”
最后,柯霞说:“反正对于他的不少东西,我不敢苟同。”
而大家一致认为梦境说有一定道理,对人的心理分析和研究有重要意义。
由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问题,大家又转到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文革”中关于心理学的一些问题。
单云说:“在过去的十来年时期,我国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一谈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就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就是,好在现在逐渐重视起来,大学重新开设了心理学课程。”张小玉接着她的话说。
“不过,我们现在的心理学教材,都是理论,实例很少。”龚学山说。
“缺少实例分析的心理学教材就像半空中的彩虹,有吸引人的地方,可却是空的。”宋为民道。
“我国的心理学教材不知何时能弥补这个空缺,要走的路还很长。毕竟对心理学的研究中断了十年。想一下就让心理学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不现实。”柯霞认真地说。
米莉莎在想:“文革”十年把心理学例为资产阶级的范畴,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行为,是大环境下被扫除的众多学科之一。没有科学的心理学的研究与实践,没有大环境下的正常的人文精神的支撑,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很多方面就是对人性的残酷的摧残。对打压和被打压的双方心理上都是一种摧残。对社会风气的走向也起到了一种反向推动的作用。
好在,这种现象终于停止了,但要恢复起来,短时间内可能难以做到。不是说变就能改变的。
她想到了她身边的一些熟人和朋友的遭遇,甚至与她一样大的同学在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值得欣慰的是,“文革”一结束,国家快速的拨乱反正,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经济为主,一个看似简单的国家方针,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影响。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被自我捆绑的巨人被松绑,各个层面都开始了犹如解放似的大动作。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给众多人解除了束缚。
就连高考上大学都一视同仁,这让他同学中曾经有背负父辈的“罪孽”的人,也同步进入了大学的校园。这种精神上、心理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们对自我发展的前景与国家发展的前景充满了希望。
心理学及各学科的研究发展应该会得到快速的提升吧。
米莉莎没有说话,她不少时候与大家的想的不完全一样。
大家在寝室里谈论来,谈论去,又涉及到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这天晚上,寝室熄灯很久了,大家还在讨论。
这文学社的一次活动,竟然引起大家这么多的思考与话题。
米莉莎在想,以后要多去参加文学社的活动。
一九八0年的暑假结束了,同学们回到学校碰到一件大喜事:同学们搬新宿舍了。
新宿舍在一教学楼后面,由三幢新大楼组成宿舍群。每幢大楼有五层,各种生活设施齐全,全住文科学生。七七级、七八级以及刚进校的八0级学生全集中在这里。
新宿舍楼群和文科楼群、图书馆、食堂距离较近。附近的食堂还有几个,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回校的第一件事就是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宿舍,学生东西不多,没多久就搬完了。
搬进新宿舍,楼层和室号都有变化。但有的室号却居然出现巧合。
208寝室的同学在新楼还是住208寝室,而206寝室的学生则成了207寝室的学生。
七九级一班只有这两间女生寝室,大家时常把两间寝室门大开相互对话。
寝室搬了。上期期末考试成绩单下来了。208寝室全寝室的人都考得较好。
七九级中文系一班的男同学搬到新宿舍后,发现班长丰宁所在的寝室多了一个小同学。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小同学叫郁小明。他是辅导员有意安排在班长寝室里的。无需解释,大家意识到,这一定是希望班长多照顾他。
郁小明看上去很小,最多不过十六、十七岁,略带腼腆。果然,班长告诉大家说:郁小明只有十七岁,是中文系七八级休学一年后补到七九级来的。七八年、七九年有一个特殊政策,因国家急需人材,当时鼓励高中二年级特别优秀的学生报考大学。郁小明就是在这个政策下考上大学的,进入大学后因病休学了一年。
班长把他安排在进门的一个下铺,尽量给他提供方便。
罗勇一见郁小明,觉得他挺有灵气,于是主动和他说话;而郁小明觉得罗勇看上去年龄和自己相差不大,但比自己要成熟一些,他感觉到罗勇可以信任。
于是,没两天二人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了。这一来,罗勇、张鹏鹏、李松林三人小组里多了一个郁小明。郁小明觉得和三人在一起,身心放松,精神面貌似乎都变了。
郁小明搬来后,龙力山这几天下午和晚上都要过来窜窜门,他认为他有责任关心郁小明,所以,不时向班长和李进了解一下郁小明的情况。
不久,大家弄清了郁小明的情况。
郁小明家里有三个孩子,他排行老三。上面哥哥、姐姐各一个。他的学习成绩从小学开始就非常拔尖,还跳过级,是学校和家里的宠儿。考上大学后,碰到的第一个难关是:生活难以自理,缺乏必要的适应能力。七八级的班集体相对于中学的班集体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七八级同学不少是“老三届”的,还有一部分是“新三届”的,还有一部分是“新三届”以后的下乡知识青年。有一小部分“文革”结束后的高中毕业生。而他是班上最小的。他是在十五岁时由高中二年级直接考进大学的。那些“老三届”的大同学年龄和他相差十多岁,要不是在同一个班上读书,真该叫他们叔叔、阿姨。这些同学生活经历丰富,看上去老练、深沉。郁小明认为自己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没有成熟的小男孩。而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班风,班风严肃得让他感到压抑。他内心非常孤独。常常钻进图书馆从一些西方理论书籍中寻找安慰,寻找深沉。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拉·梅特里的著作《人是机器》给了他较深的影响。
这是他父母在和系上交换意见时谈到的。
一年级下期考试时,他失恋不久,加之又感冒了,头脑发涨。他想起进入大学后的经历,心灰意冷,认为人真的如拉·梅特里说的一样,“人是机器”。每天起床,吃饭,上课,吃饭,上图书馆、吃饭,上晚自习,睡觉。那么机械,那么单调。“身体不是别的,就是一架钟表”。“在整个动物界,无数不同的器官实现着各种相同的目的,而且这些不同的器官都是严格地按照几何学构造出来的”。“人类和整个宇宙的构造似乎都贯穿着这种目的上的一致性”。“自然在这里有一条特殊永恒的规律,就是:我们在精神方面获得越多,在本能方面就失去得也越多。是哪一方面重要呢?是得的方面,还是失的方面。”
他越想越想不通,连世界上这样的大学者都弄不清楚,人在精神方面和本能方面的得失哪一方面更重要,何况我们。谈恋爱是精神还是本能?自己每天这种机械的、周而复始的学习是追求精神还是为了本能?无有别的解释,唯有拉·梅特里的认识是正确的:“人是机器”,人和动物没有多大的差别。于是最后一科考试试卷上他满纸写着“人是机器”。
卷子一交,他糊里糊途坐上火车回家了。回家后,大病一场。开学时,他还没有恢复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身体也很虚弱。学校和家长协商,让他休学一年。
这天,班长丰宁和李进在寝室分析着郁小明的情况。李进母亲是教师,他自己下乡时又作过代课教师,对学生成长有一定的认识。二人通过分析,在认识上逐渐达成了一致:
学生小学升入初中,有一个大的跨度,教初一的老师要花很多的精力帮助学生适应初中的学习。初中升入高中,又有一个大的跨度,教高一的老师又要花很多的精力帮助学生适应高中的学习。小学、初中、高中每一个跨度大的地方,都有教师帮助学生渡过难关;都有教师坚实、温暖的手作学生的坚强后盾。教师亲切的鼓励、严厉的督促,循循善诱地帮助学生们逐级跨上新的台阶。尽管郁小明这一批学生学习时间多数是在“文革”中,但“文革”后期各地都有不少教师在尽职尽责地教育着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中,学生们往往不能理解教师负出的艰辛。然而,他们接受了,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高中升入大学其跨度更大,因为这里至少有两个壕堑:学习方法上的壕堑和生活上的壕堑。
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般只上半天课,下午多数时间是自学。没有高中那做不完的作业,也不可能像高中那样死啃死背几本发下的教材。大学让人从有限的知识框架中走出来,去扩展新的知识天地,因此,学生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在生活方面,学生从父母的羽翼下飞出来独立生活,饮食起居,洗漱料理都靠自己;日常委曲、烦恼、忧虑也靠自己排解。
大学是成人就读的地方,没有谁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照顾你。郁小明进入大学后,周围的各种情况都不能尽快适应。于是出现了以往的一幕。
丰宁和李进分析了郁小明的情况后,决定近段日子多关心他,照顾他。过段日子逐渐像对待一般同学那样对待他。总之一句话,不能长期把他呵着护着,要让他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学习,正常地对待他人,正常地对待自己。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郁小明的表现令丰宁和李进感到欣慰。郁小明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娇弱。他的生活和学习同大家一样具有规律。只是说话较少。李进和班长有时故意引他讲话,大家常开一些生活和学习上的玩笑,他只是微微地笑笑,很难大声笑出声。总的来说,休学一年对他是必要的,他在身体和心理方面成熟多了。也许平均年龄小于七七级、七八级的七九级更适合于他。
郁小明随着七九级的同学过起了正常的大学生活。
大学里,除了学习以外,还有不少的活动,这些活动也与高中的活动有区别,特别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主动参与性,甚至很多活动是学生自己组织的,参与这些活动能够让学生从各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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