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授权

　　　我一直后悔自己没有学画，不能给我最敬爱的父亲画一张像。自从看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种负疚的心情才得到些许安慰。我的家乡在大巴山余脉，那一带农民的衣着大抵相同。我的父亲也是那样：一条白色的板巾，长年不规则地缠在头上，汗水浸湿又晾干，形成一道又一道黑圈；在生人面前一露面，就多给人几分苍老的感觉。然而，我的父亲才五十多岁，比起油画上的那位老父亲来，毕竟显得年轻一些：脸上的皱纹没有那么深、那么密，眼眶也没有那么深陷，而且，父亲吃饭或喝水时，从来不会把碗捧得那么高——他总是低着头，饭碗空了的时候才会抬起头来。还有，尽管父亲是他那一辈人中识字较多的，还能代人家写写书信，但他从不把那支圆珠笔嵌在耳轮上。

   所以，我还是后悔没有学画，不能把父亲的像画下来。别人画的父亲都不像他。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位性情温和的男人。我们家乡，也许是生活太苦、农活太重的缘故吧，男人们常常难过，一难过的时候就朝妻子或儿女发泄。我的小伙伴常常被他的父亲打得鼻青脸肿。而我的父亲从来不对母亲和我发脾气。他平时很少说话，脸上总是露出温和的笑容。在他当生产队长的时候，他还不许别的男人随便打骂妇女和孩子。母亲曾经自豪地告诉我：他是党员。

    父亲也有难过的时候。大概是我六岁那年吧，我刚上小学，上午念书，下午割草。母亲时常夸我是个勤快的孩子，我家那头小牛全靠我才长得那样胖的。那天下午，我和我的伙伴发现了一片从没有被人割过的青草，好高兴啊，三下两下就把小背兜装满了。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刚刚把草背兜放下来，就看见父亲从对面那条小路远远地走来了。我兴奋地叫着“爸爸”，跑过去。我要告诉他，我割了很多很多草，足够小牛吃两天了，明天，我就可以利用白天做功课了，不费家里的煤油了。煤油多贵呀，父亲为了省下买煤油的钱，经常等母亲一转身，就从锅里把刚放下去的鸡蛋悄悄捞上来。那是母亲专门为他煮的，想给他补身子。他是我们家最辛苦的人，那时，队里正新修一口水塘，他白天抬石打夯，晚上才能犁田挖地，累得半夜里时常呻吟，却从来不像别家的男人那样，一个人躲在一边吃好吃的东西。我想，父亲看见我的草背兜，一定会高兴得像往常一样，伸手拍拍我的小脸蛋，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

    跑着跑着，我突然站住了。我看见父亲站住了。只见他满脸怒气，很久没有剃的胡须一根一根地直立着；因牙关咬得太紧，两边腮帮凸起老高；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像两团燃烧的火；一双拳头紧攥着，好像要捏出水，又好像要朝我狠命地挥舞过来……我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呆呆地立在那里，像生了根一样，连哭也忘记了。父亲，他低着头，走过来，又从我的身边走过去。他的脚步声远去了很久，我才如梦初醒，放声大哭起来。

    以后，我渐渐长大了，知道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并慢慢懂得了那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那是一个怎样令人痛心的场面啊！

    六十年代初期，包产到户，作为一种受到广大农民普遍欢迎的生产方式，几乎拯救了我们偌大一个国家。按照报纸上的说法，是因为苏联背信弃义和严重自然灾害，我们国家那三年陷入了困境。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人员因饥饿死亡。是包产到户让大家重新吃饱了肚子。可谁能料想到，风向突然一转，推行包产到户便成了违法的事。父亲，作为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长，受到了撤职处分。

   那是他第一次被撤职。后来就是如火如荼的文革岁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狂热的阶级斗争把农村的人心都搞散了。人们虽然还在种田，但交完公粮之后，所剩无多，年年青黄不接的春季，都有揭不开锅的农民外出逃荒。

   到了七十年代，也许是人们饿得受不了了，一种变相承包的生产方式在农村悄悄地复活。也许上级有人看到饥饿的农民有了恻隐之心，默许了这种生产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重新走上了生产队长的岗位，带领社员们辛勤劳作，又挣得了温饱。

    然而，转眼之间，风向又变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再次响彻云霄，被农民欢迎和领导默许的变相承包，再次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受到严厉批判。那时，在我们老家，在县和公社之间，有一级行政机构叫区公所。新上任的区公所革委会领导来到我们生产队，宣布将分给社员栽种的土地全部收回。因队里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不足上级的预定指标，那位领导下令犁掉所有种上小麦的干田。那是一个冬天刚刚逝去的季节，再过不久，小麦就要拔节抽穗了。那漫山遍野生机勃勃的绿色，预示着初夏时节令人欣喜的丰收。可这一切，转眼之间就要被无情的木犁埋进深深的泥土了。

    那天下午，全队社员聚集在一块麦田旁边，区领导亲自驾好了木犁，可社员们没有一个人肯动手摸一下那个罪恶的犁把。沉默，死一般难耐的沉默！面对这样的气氛，那位领导当然不会放过我的父亲。可就在这个时候，这块麦田的主人——一个辛辛苦苦种田一辈子的老人，猛扑上去死死拽住就要插进泥土的犁头。那张爬满皱纹的脸痛苦地抽搐着，眼眶里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随着一声撕肝裂胆的惨叫，那位老人，抱着木犁，对着高高在上的领导，对着无动于衷的长天，跪了下去……

    父亲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一反平时温和的态度，甩开犁头，怒气冲冲地走到区领导面前，用他心中本来不多的道理同领导辩论起来。当然，他输了，但他不服输。他竟然操着农民粗鲁的语言，和领导大吵了一场。就这样，他的生产队长职务再一次被当众撤销了，党籍也差一点就地勾销。当那位领导再一次厉声命令开犁的时候，父亲猛地冲开人群，愤然离开了那个令人心碎的场面。可他还没到家，就碰上我还像往日一样，蹦蹦跳跳上前叫他。想想他心里有多难过啊。

    从此，父亲更加少说话了。他只是拼命地干活，只是还像先前那样，从不打我骂我，也不对母亲生气。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清瘦和苍老了很多，鬓角上出现了帕子包不住的白发。刚满五十岁的人，看上去跟六十岁一样。

    当然，那几年以前的印象也在慢慢地改变着。考上大学以后，我一直担心父亲不能尽快忘掉过去的不快。我好像一下子变成了真正的大人，经常写信去劝慰他。每次放假回家，我都要仔细地观察我的父亲。他脸上消失了几年前常有的忧愁，微笑也少了些，平时脸上流露的更多是平静；头上的板巾经常换洗，没有了黑色的汗圈，似乎给他的容颜增添了好几分色彩。他眼里重新流露出温和的光辉，而且，还多了一点特别的、过去没有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慈祥，是只有进入了老年的人眼里才有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我真的长大成人了？此刻我突然怀念起父亲那愤怒的姿态：怒不可遏的面容，直立的颤抖的胡须，燃烧的目光，紧攥的拳头……我猛地意识到，一个人一生要是连一次愤怒的表情也没有过，那该多么平淡、多么无味啊。我的父亲，在他平静温和的一生中，有过那么一次宝贵的愤怒。就像一根细小的火柴，默默一生，却有着那么一次辉煌的燃烧。正是这一次，使我深深懂得了父亲眼里重新流露出的温和的光辉，多么值得我们做儿女的加倍珍爱。

    现在，我大学毕业，来到了离开家乡很远的地方。今年春节，我不能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享受团圆的乐趣了，只好在这除夕之夜，对着照片，回味父亲那亲切的笑容。在送别我的时候，父亲和我一起在公社的小街上照了这张相片。也许是别有一番深意，他选择了我们民族传统上最隆重的节日寄给我。我久久地凝视着父亲的眼睛，我想透过那温和而慈祥的光辉，看到那曾经在一瞬之间闪烁出耀眼光华的烈火。突然，我觉得自己不为没有学画而后悔了。父亲自己就是一位画家，他把他的像，画在我的心里，永远也不会磨灭。

（本文写于1984年，此次发表有修改。）

【作者简介】田家鹏，重庆忠县人，资深媒体人。1983年毕业于西南大学，曾获得《诗刊》优秀作品奖，两次获福建省文学奖。现居厦门。

 
追问与救赎----读画家袁敏油画（田家鹏） 亲人在远方（ 田家鹏）女儿是一首歌（ 田家鹏）

小姨如母（ 田家鹏 ）  为母亲拭去脸上的灰尘（ 田家鹏） 我的父亲（ 田家鹏 ）

过年的心情（田家鹏） 风雨同行（田家鹏） 瀑布（田家鹏） 高原之花（田家鹏）

草堂触须（田家鹏）  狂草（田家鹏） 继母（田家鹏）  昨日重现（田家鹏）

近邻（田家鹏）  野鬼（田家鹏）   雁荡山景系列（田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