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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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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高中毕业，我在村子里当了两年多民办教师。这民办教师可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挣着能顶上四个青壮劳力田间地头劳作的工分，还有几块钱补贴，再加上一年至少有四个不长也不短的假期，正常的礼拜六礼拜天什么的，很是叫人羡慕。
能当上民办教师除了本人得有点水平以外，村子里很关紧。家里在村里面要有威信，说俗了就是吃得开。我父亲出去工作以前在村里当过支部书记，工作以后又在医院上班，村里人有个病呀灾呀也不断找他，村子里的威信自是不消说的。我在农村也是一个不闲言碎语的好孩子，没有吃呀喝呀偷偷摸摸的坏毛病，上高中当着班长，成绩不错。机会巧了，刚好赶上一个民办教师到村里当了会计，学校里缺老师，我与另一个高中同学就补上去了。
高中一共毕业了四个学生，学校招了两个，剩下的两个与我关系都很好，有些意见又不能明说就在情理之中了。刚去的那一阵，我们两个人是顶了一个教师的指标，除了工分照常以外，公社的津贴两人平分，只有两块钱，钱不算多，但当了民办教师也总算有了一份正常的职业。
做为一名农村民办教师，单凭工分这一块就很不错了，要是下田干活，就是累趴下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那时候，我家五口人，父亲在城里工作，是城市户口，大弟弟也工作了，户口还没有转出去，连小弟弟，需要工分的就四个人，母亲或我假期间再出一点工就是长工户了。长工户就不再用父亲稀微的工资买工分了，还能分到长工户的口粮，我家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就好了许多。直到现在，我都十分感谢那一届大队干部，铁蛋哥哥，张显伯伯，连周叔叔他们，回了老家也经常见着他们，递上一支烟，说几句暖心的话，表示不能忘本的意思。说实话，我们村民师的待遇还是不低的，这也是我们村子的老传统了，也算是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吧。前年，几个外地朋友说起闲话，也有当过民办教师的，说他们那地方民办教师只算一个劳力。想想过去，我们还是幸运的。
刚进学校那阵，教了半年的小学，四五年级，都是一个村的孩子，大部分都认识，有的辈分还高些，像老虎学坤等一些人，就得是爷呀叔呀的辈了。一个村子里上学，就不能轮这些了，我们村子也没这个习惯，到了学校就张三李四王五的叫上了。现在我回到村里，也还是这样直呼其名的叫着，看看这些曾经的学生长辈们，也都大了，有的已当了爷爷，这样叫着，那些长辈们也都不会见怪吧！转眼之间，我也快六十的人了，对我怎么称呼，他们就有些小小的为难了，晚辈或同辈的学生们就叔呀哥呀叫了，很随便，也很亲切。辈分高的学生们则趁趁呼呼地不知道是该叫老师还是名字好了。在这篇文章里，我要郑重的告诉大家，不要难为情，你就像老辈人一样叫我“梁”吧！叫着我的名字，我知道你像我记着大家，记着村庄，记着小河流水，记着叔伯大爷一样记着我。叫着名字，便有一种天然的亲切之感，那一段难忘的时光就会不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那里有我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那里有你初懂人事的同学少年。
七六年暑假过后，或许是学校领导觉得我年轻干劲大，还是认为我有一点水平，就让我教了初中了。是毕业班，我和另一位老教师各带一班，三十几个学生，还当了班主任。“四人帮”逮捕了，上头也慢慢地开始重视教育，明确规定明年高中就要考试招生了。我想，我得跟人家大队干部争气，得把学生教好，也让村里人知道选我做民办教师是正确的，再说了平时家里关系好的忠良、应坤、三虎都在这一班，不教好咋能行啊？三间房子，教室用了两间，我住了一间，与教室只是一墙之隔，教室里一响一动听得清清楚楚。上自习的时侯，我不允许教室里有一点的响动，稍微乱一点我就过去了教训一番或者抓住了带头起事的爆凑一顿，三虎等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都挨过我的拳脚。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取大学这一说，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励志教育的意思，谁谁是县里的名医了，谁谁抽到县里当干部了，学了本事终究是用得上的。榜样就这么多，见识就这么浅，大学向平民子弟关了门，我也不敢说你学习好了就能考上大学，就能走出农门，就能成为国家干部，就能改变命运。只是凭着最朴素的想法，多识字，多会些课本上的知识早晚不吃亏。几个不爱学习的女孩子上课不好好听讲，天天弯了腰，低了头做小动作。说多了也不听，又不像男孩子，劈头盖脸打一顿。我就用不好听的话刺激她们，说低头弯腰是挽了裤腰抓虱子，弄得女生们谁也不敢弯腰低头了。抓虱子是不雅或者极不卫生的行为，只有阿Q那时候的人才会有，也才会光明正大的抓了虱子，放在嘴里咬了。我在农村教学的那会虱子应该早已绝迹，就算是最最不讲卫生的孩子，即使有了你说女孩子在自己身上抓虱子，也算是不大不小的侮辱。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话是重了一点，有点对不起那几个女孩子。有时回了老家，也想对她们表示些友好或者歉意，岂不知都是出嫁之人，早已奔走各处，这一点小小的想法，也只能自生自灭了。
那时在我们学校教书的有两个公办教师，一个校长，一个教导主任，教师们都是村子里近几年毕业的高中生或早几年的初中生，学习好的或业务上用功一些的，教个初中还差强人意，家务大的又不太用心的水平就差一点。我高中刚毕业，初中数学、物理、化学应该都烂熟于心，初中的功课还是可以对付的。一个物理老师讲焦耳—楞次定理，或者是书本上的破折号太短了，或者是太粗心，再或者是根本就不懂，硬说成焦耳一楞次定理。我在住室里听到了大吃一惊，怎么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样岂不误人子弟贻笑大方。都是本乡本土的，况且还在叔叔辈上，不能明说，但还必须给他纠正过来，下课后我先是给我的学生做了些辅导，也没说那个老师讲错了，就是反反复复讲了焦耳、楞次分别是两位科学家，这个定理是他们两人发现的，所以中间用破折号连起他们两个人来。然后我又故意与那位老师闲聊，中间无数次涉及焦耳楞次定理的问题，他应该明白了这次不经意的提醒的重要性，虽然我们谁也没有说透，但是我扎实的课本底子还是给那位教师及同学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是教语文的，由于当班主任的便利，我就有时间教好学生们语法、修辞、遣词造句等一些基本功的东西，也有时间辅导他们数理化一些疑难问题。就这样，我的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七八位同学考取了赵村高中，比另一班多出了三四位。辅导学生也为我1977年高考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辅导学生们的同时我毕竟把初中的各门功课扎扎实实地复习了几遍。说实话，那个时期的高考水平是很低的，现在好的初中生放在那个时候都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但你千万不要小瞧了那一个年代的大学生，那是在社会水平普遍很低很低的情况下百里挑一呀，在社会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年月里他们知道学习读书，那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呀！
由于我是本村人，也是为了孩子们有一个好前程，家长们也理解，对学生敢打敢骂，管孩子们比较严，教学成绩自然就很可观。与我同头课的那一位毕业班老师就不一样了，是外村人，就不敢那么严厉或者说有时甚至野蛮的管理了，万一学生不高兴了，家长不愿意了，就不好看。他的教学效果就不如我，不是水平问题，是人家有顾虑，出门在外都得多个心眼。七七年中招以后，与我关系或与我父母亲关系好的几位学生家长都强烈要求他家孩子到我那一班去念书。京竹清波等都到我的班级了，这一届学生我只教了一个学期，七八年过了春节我就读大学走了。
按理说，农村孩子有一份让别人羡慕的固定的工作，没有体力劳动，又有不菲的工分挣着，完全可以娶妻生子老其一生就此满足了，但是我的苦闷像春日野草一样疯长着，葳葳蕤蕤，漫山遍野。明天是什么？未来怎么样？我的路在何方？就这样在生我养我的这个小村庄呆上一辈子吗？那时我渺茫的希望是两年后推荐去大学，在县里文委工作的邻家伯伯是说过此话，是被打倒的老干部了，刚出来工作，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吗？不能坐以待毙，我得有别的打算。就算是你计划周密了，你能扛得住国家的政策吗？大学就是不通过高考招生，你有什么办法？
学医或许是条出路，医术高明了县里有可能用你。好在高中阶段反智育回潮以后我就开始了自学医生，几本中医学的关键著作我都啃过几遍，针灸，输液，抽血等项技术我都学会了。但是，你自己还总不能说我是医生，来找我瞧病吧，为了自我宣传我就把长长的银针往自己身上扎。我家院里有一口街坊邻居们吃水的井，打水的人来往不断，邻居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会扎针。当医生是从扎虎口治牙痛开始的，尤其是麦口上，虎口夺粮，农活紧，庄稼人往往急得火烧火燎，牙痛的人就很多，银针就派上用场了。我也不多说，虎口、颊车各扎一针，左右捻上几下，再多喝开水，疼痛立止。事实上，这种牙痛多喝凉白开，三两天农事不紧火气一消就能好了，我只不过是给他解除症状而已。邻居们可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我能手到病除，立竿见影，再加上我态度好，又不多说话 就说我是一个好医生。
与我家错对门的奶奶有轻微心脏病，家里紧巴，舍不得上医院，我开了一个处方，还有几支氯化镁静脉注射。也是不小心，也可能是技术不过关，静脉注射时药液有皮下渗漏。就一点点，当时可把我我吓坏了，书上说这种药皮下渗漏能导致肌肉坏死，以致截肢。闯下天大的祸事了，这可如何是好？要是截肢残废了，人家一家老小怎么办？我咋给当家的爷爷解释呀！我用了滚烫的开水沾湿了毛巾热敷着，一刻也不消停，一天往奶奶家跑了不下十趟，嘘寒问暖的，弄得奶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说我是好孩子。后来我问过村里老医生，说一少点不会碍事，至多皮肤会青紫一半天。第二天奶奶胳膊不疼不痒的，我也才敢放心的睡个安稳觉了。
当着教师兼职帮村里人看个头疼脑热的，又不图吃喝，不要报酬，村里人还是很满意的。大学毕业最初那几年，偶尔回家了，大爷大娘们还会走来门上找我瞧病祛邪的，他们觉得我到外边读书是学了医术的，肯定会更加高深了，他可知道我却是学了现在看起来百无一用的中国文学。
眼看回到农村两年多了，大学的事没有一点消息，伯伯又从县文委调到与推荐上大学不相干另一个单位，上大学的美丽梦想灰飞烟灭。有时我也想，不上就不上呗！你是咋啦？长本事了？村里盛不下你了？为什么总给自己过不去？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况且你还当着受村里人尊敬的民办教师，又会些医道，就算是在农村终死到老日子也不会太难过的。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有些释然，心情也会好一点。高兴了就与农村的小伙子们一块玩，打篮球或者别的。有时也会搞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夜深了，带上白天准备好的诱饵，一大截缭绕着香味的骨头，这是狗们梦寐以求的吃食，跑上五六里地到邻村把人家的狗引过来然后大快朵颐。狗是弄来了，一只纯毛大黄狗，也算是肥肥壮壮，足有三四十斤，看来饱餐一顿是不成问题的了，就连这狗皮也能熟一床冬天里取暖的褥子。大火烧的旺旺的，就要勒狗了，可怜的大黄狗流出了几滴绝望的清泪，不停地摇晃着尾巴，乖乖巧巧的，蛮可怜。磨刀霍霍，大难临头，狗在想了，旦夕祸福，好不该为了那一根廋巴的骨头丢下一场浪漫的幽约跟上几个愣头青小伙抛家离舍跋涉而来，为嘴伤身啊。这时，一个小伙子木木呐呐地说，不能勒，灯影下看像是他未来老岳父家的，狗一死媳妇就没了。我们几个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言语，吃狗肉与娶媳妇不能同日而语，总不能为了哥几个一顿饕餮坏了兄弟一桩姻缘。赶紧解了绳套放狗了事，小伙子还不放心，只好陪送了大黄狗邻村再跑一趟。小伙子回来了，我们还没散伙，也没搭理他，小伙子傻笑着说，他妈的，这只公狗根本不是他老岳父家的，老岳父家是母狗，公狗恋上了那只母狗才遭此磨难。我们几个哄堂大笑了，把小伙子揉成一个面团。狗肉没吃上，这只大黄狗还是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一个把我们的幸福建立在狗的痛苦之上的夜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日后，也说不定这只大黄狗或许还会成点气候？
大黄狗未来的命运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的好运来了。农历十月一日头一天，我去买些纸钱，准备晚上给祖先们烧了。冬天来了，他们也该添置些过冬的寒衣。孝子贤孙才有福报，这也是父母们一贯教育的道理。大队高音喇叭播出了关于1977年大学招生的通知，断断续续的我没听得太清楚，大概意思是通过正规高考录取学生，比比手上老茧的张铁生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感谢邓公，是他在第三次复出后坚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并要求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争分夺秒组织1977的高考招生。因此出现了高考制度恢复37年以来唯一的一次冬季考试春季入学的奇特现象。
1978年元宵节刚过，我结束了两年半农村民师生涯到省内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了大学。
贾梁，笔名甲O，河南洛宁人，作家，诗人，曾任全国散文诗歌大赛组委会秘书长。教育部一级学会直属华声朗诵艺术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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