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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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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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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出生在汉高祖刘邦56岁那一年，5年以后，汉高祖驾崩。贾谊的成长经历了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时期。文帝公元前179年登基，时年二十三岁。贾谊年过弱冠，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急于寻求更大的政治舞台一展宏图。比贾谊年长两岁的文帝也是一位大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不久便在域内延揽人才。河南郡守吴公治域有方，便擢升朝中廷尉。四年前（公元前183年），河南郡守吴公听闻贾谊是先秦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学生张苍的弟子，便将贾谊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升任廷尉的吴公也想在文帝面前树立识才、爱才良好形象，便很自然的向文帝举荐了二十一岁的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英雄相惜，立马委以博士之职，在所聘博士中是年纪最轻的一位。那时的博士不同于我们现代教育体制中的学位博士，虽然也有博学多才的意思，但他更重要的功能是中央或地方官员候任备胎。博士也不是主管某一差事的中央官员，但他在西汉的地位相当重要。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书记处智囊团的位置。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提出社会治安或宏观经济题目讨论时，贾谊每每见解精辟，切中要害，高辞宏论，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诸博士也自愧弗如，汉文帝又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和能力，于是屡屡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如同流光一现，贾谊只活了三十三年。在他二十一岁以后十二年时光中，他博大的政治胸怀、超凡文学才华和成熟的治国理念向东方的太阳一般喷薄而出，他先后提出了很多治国良策，创作了针砭时弊的政论散文五十八篇。其中《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当时的国家形势是西汉立国三十年左右，政治架构与建国之初已有很大区别，建国之初，汉高祖在消灭割据一地的异姓王之后，分封年纪尚幼的半割据同姓王。到汉文帝这时候，国王都长大成人了，都有了自己想法，想大权独揽，不再接受别人的指手画脚，开始驱逐朝廷派遣的命官，有的甚至图谋叛变。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进献文帝《论定制度兴礼乐疏》正是建立一套中央政权与各诸侯王之间礼乐制度，按现在说法就是所谓的“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或“政治规矩”一类的条条框框，以打压资历深厚、倚老卖老的朝中重臣和守疆戍边、战功赫赫的军中要员们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限制分封各地的列王瞅准机会无休止的拓展地盘，削弱列王们扩张领地的贪婪欲望。贾谊还面对列王长期逗留生活条件优越、近靠政治中心的京城，不愿意远赴条件相对艰苦的各自封地尽职尽责的混乱局面，制定了必须强力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严厉措施。只可惜汉文帝即位不久，根基不牢，他还不敢于对那些或大或小炙手可热的“王”们提出太多的要求。或者二十郎当岁的汉文帝政治经验不足，政治手腕软弱，也可能是其他一些方面的因素，反正汉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忠告。
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腐化堕落，寻欢作乐，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业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享乐，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它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贡献。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耕，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农业得以大力发展，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君臣认为，谷贱伤农，奖励农耕的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四方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量的多少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折抵罪过，减轻处罚。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戍边将士得以温饱，信心充足，战斗力也增强了，边疆就稳固下来。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手中有粮，民心安定，种粮的积极性又大大的提高了。文帝时期，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些积极的农业政策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文帝接手的汉室江山就可以千秋万代。贾谊的重农抑商、反对浪费、厉行节俭主张为被史家一直称道的“文景之治”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贾谊的这些主张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贾谊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与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元璋提出的“广积粮”政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的粮食战略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即使今天，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持续发展，集贮物资尤其是一日不能或缺的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文帝七年（前173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这种不彰显中央集权，不建立规章制度的无为而治，助长了列王无法无天，随意扩张的欲望，实际上也为十八年以后既景帝三年的“七国之乱”植下了隐患的种子。
西汉立国之初，国力不强。北方的匈奴势力十分猖獗，借助人强马壮时常欺扰汉邦。高祖、惠帝、高后当权多以软弱的消极防御政策处之。尽管西汉王朝委曲求全，但匈奴贪得无厌，欺人尤甚，汉朝未能乞求到应有的和平和安宁。贾谊从文帝时国情国力及匈奴的野蛮好战特点出发为文帝上疏《治安策》。《治安策》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特别是北境的匈奴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大事。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柔软的和亲并不能感化匈奴的野蛮，一味地宽容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只能助长匈奴单于的狼子野心。贾谊提出儒法结合软硬兼施的治敌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 、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民族底下层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汉文帝虽然没有让贾谊出将入相，但还是采纳了贾谊的主张。贾谊理性的把匈奴民族和匈奴单于区别开来，用和平的手段怀柔匈奴民众，瓦解敌人内部，用积极的战略打击匈奴单于的嚣张气焰，因而赢得了30 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时期大张旗鼓地出击匈奴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最终战胜匈奴积蓄了经济实力。贾谊抑制匈奴侵略野心无限膨胀的国策行之有效，功不可没。
蜀郡南安人（四川乐山）邓通是一个摇船划桨的能手，在皇宫里谋差事。汉文帝刘恒为人仁孝宽厚，但他信奉鬼神之道，梦想长生不老，享万年荣华富贵。一次，文帝做梦想上天，却无论怎样都登不上去，这时有一个小伙子从后面把他推了上去，他回头看到推他的人是一个黄头郎，穿了一件横腰的单短衫，衣带系结在背后。梦醒后文帝前往未央宫西边苍池中的渐台，正巧邓通从它身边走过，衣带从后面穿结，正如文帝梦中所见，于是召问他姓名，姓邓名通，音近“登通”。文帝听后十分高兴，之后一天比一天地宠他。汉文帝曾经患痛疽病，邓通常常为汉文帝吮吸脓血，也就更得汉文帝的宠爱。文帝赏赐给邓通的金钱总共有上亿之多，并且不顾皇帝的特殊身份，常常到邓通的家里饮酒作乐。汉文帝还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邓通，并给他铸钱的特权，邓通铸造的“邓氏钱”流通全国。前154年之前，文帝还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汉文帝五年（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材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文帝不予理会，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私人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货币政策的延续。
贾谊生活在暴秦灭亡三十后的西汉初期，由于此前经过秦末战争的破坏，社会凋敝，经济萧条，人口减少，到处呈现一片破败景象。此前，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贾谊冲破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贾谊“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的民本思想和对人民在历史进程中重要作用的观点是否给予八百年后提出“载舟覆舟”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很大的启发呢？我想，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春秋战国愚民政策到唐代的“水能覆舟”的进步，贾谊对民本思想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位、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下弃礼义，寡廉鲜耻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无为”之术，必须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也与我们现代社会中某一个特定阶段的“以德治国”有着某种关联。）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振聋发聩的《过秦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贾谊站在全力维护西汉统治政权的立场，全面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总结如狂飙天落的强秦在短短的三十七年戛然而止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贾谊的仁政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说到贾谊，历史上学界多有“儒家”、“法家”、“道家”、“杂家”之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史人物尤其是站在政治前台的风云人物为什么总有一个“X家”的标签呢？什么家也不是难道就不能在思想界有一席之地吗？能融汇诸子百家之长与时俱进的智者达人社会精英难道不能独立存在吗？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纯粹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列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贾谊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儒学理念推上政治前台的风云人物，是力劝文帝“施仁义、行仁政”的太中大夫。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元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或许是贾谊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大散文方面的光芒穿透千秋万代，不曾有人与他相处伯仲，历代史学家、文学家对他的评价大都局限于文学一隅，而没有放在波澜壮阔的大社会背景下去仔细考量，这是远远不够的。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未曾出将入相，又英年早逝，但他高屋建瓴的政治格局、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观点和建议，曾经受到文帝重视，一些抓纲治国的主张经文帝大力推行并受到很好的效果。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只把贾谊视为纸上谈兵的政论家或吟风弄月的文学家，忽略了贾谊作为一个宏韬大略的政治家对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看不到贾谊承担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历史使命，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所表现出的博大胸襟和赫赫高度，我们将愧对一位古人。
贾谊，政治家，政论家，文学家。这应该是最最起码的介绍。
贾梁，笔名甲O，河南洛宁人，作家，诗人，曾任全国散文诗歌大赛组委会秘书长。教育部一级学会直属华声朗诵艺术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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