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以鲜

                                                                              作者授权

   十八年前，时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及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的舒大刚教授找到我，让我为其新著《墨子的智慧》写一篇序言——这让我有点儿诚惶诚恐——在中国哪儿有下属给领导写序的理？不过，舒院气量宏大，沧海不捐细流，还是鼓励我写出了这篇文字……

                                                                  黑色之镜：寻找失落的墨子

                                                                              ——舒大刚《墨子的智慧》序                                                  

                                                                                              向以鲜

 
          当一群文质彬彬的儒者汇聚一室踞席而坐，相互一番繁文缛节，开始就周朝一些典章制度展开讨论之时——虚掩的大门豁然洞开：一个身形清瘦硬朗，脸上带着阳光、风雨或战火剥蚀的中年人的身影，出现在众人惊愕的视野中。来人身着粗糙的麻褐衣裳，足蹬草鞋，头发稀疏，面呈慈爱的微笑，目光犀利而坚定。在他身后，则紧紧跟随着一群身手矫捷的青年，满含景仰与服从的神色。那情形，既象一个凯旋的将军带着生气勃勃、止戈为武的勇士归来；又象一个弘毅的智者刚刚步下哲思的圣坛，他的追寻者怀着虔敬之心如影而至……这个外表朴实无华，内心无比强大的中年人，就是我心目中的墨子：一个以爱为武器的智者，一个以严密逻辑思辩闻名于世、同时又沉默如金的哲人，一个独具创新意识的伟大工匠，一个拥有当时世上最强大防御技术的思想家。
    　 墨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年，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以墨子止楚伐宋为据，认为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长寿达九十岁。也有学者认为墨子只活了六十岁。墨子约与子夏、子思同时，在另一个伟人孔子离开人世时，墨子刚刚降生大地——他们的离开与到达，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事实上，墨子既是儒家文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敏锐批判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儒墨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并驾齐驱的显学。《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也说：“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儒家的人。其实，墨子本人对孔子是极为景仰的，墨子承认，孔子有其“当而不可易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门曾经煊赫一世，影响深远的学说，却在秦以后渐渐销声匿迹了：由显学而几成绝学！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在正史中找到关于墨子的踪影。一部浩繁的《史记》，对于儒家诸圣，均有详实可信的记录，唯独于墨子，却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孟子荀卿列传》）而且就是在这二十四个字中，竟然使用了三个不确定的词：一个“盖”两个“或”——充满了传说的疑云。这样的笔法，同一向以信史和严谨著称的太史公风格，相去甚远。如此对待墨子，其间况味，颇堪玩味。
  　  谈墨子，不得不谈孔子或儒家。如果说孔子或儒家文化，是墨子学说的重要思想渊薮之一；那么，孔子之后崛起的墨子学说，则可以说是儒家的一面黑色且锋利的镜子：善于省思的君子，必定会从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光芒与灰暗之所在。因此，毛泽东曾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胡适也说：“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蔡和森在深入研究列宁的理论与实践后指出：“列宁在苏俄的实行与墨子理论近似。”
    　倘若对儒墨二家作印象似的辩别，我愿意用两种基本色来表达：白与黑。白与黑不仅反映着肤色的不同，也昭示着社会地位的极大差距。孔子是白晰的，带着某种没落贵族的特征，上仰文、武、周公之制，优雅而缺乏阳光的曝照——就象他心目中的英雄，温文尔雅的周公大人一样，代表着一个崩溃的辉煌的梦想；而墨子则是黑色的，是与生俱来的劳动者（农与工肆之人），粗犷而朴素，面容消瘦黝黑，长于行动。因此墨子心中的英雄则是夏代的水利专家大禹（可亲可为的劳动英雄）。用今天的话说是，墨子是典型的草根英雄、平民圣人。孔子也推崇大禹，但只是作为过往三代的圣贤榜样泛泛而谈；而墨子则把大禹融入了自己学说的血液之中：“不行禹之道不足为墨”。
    　 孔子和墨子，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学者。孔子是艺术家，具有诗人气质，喜弦歌，擅礼乐，具诗性智慧；墨子是位学者，有科学家的修养，精通物理，工于制造，有科学思维。墨家重视逻辑思辩和推理能力，重视界说，即对概念的精确定义。比如墨子对时间与空间的论断：宇，域徙也。时空是物体运动的场所和过程，把时间和空间有机融合起来。这在某种意义，已超越了牛顿的经典力学高度。
   　 墨子明确反对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视“述而不作”乃“甚不君子”者的表现之一。在《耕柱》篇中，墨子提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这与《大学》所倡导的“止于至善”或“知止而后有定”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倒是与老子所说的 “知止不殆”有相通之处。在今日中国进入创新型社会之际，墨子的这种主张更具现实意义。中国文化自秦后丢失了墨子，其最大损失莫过于丢失了墨子所代表的那种生机昂然的充满创造力的科学精神、逻辑思维和工程学实践意识。因此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放弃墨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与科学革命失之交臂。的确，墨子在几何学、力学、光学、形式逻辑等诸多领域上卓有建树，在所有先秦诸子圣贤中，无有人能出其右者，甚至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德！
     　墨家善守御，研究出不少在当时堪称“高科技”产品投入到战争防御工事。在著名的止楚伐宋故事中，墨子运用雄辩与无以伦比的防御技术实力，成功阻止了一场血腥的侵略战争。事实上，从现存史料来看，墨子生平至少成功阻止了四次类似的战争——如果在今天，墨子可以当仁不让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认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已经产生欧几里得的几何体系了。但遗憾的是，墨子的演绎几何学始终只是一个特殊学派的秘密，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影响到中国数学的主流。
　　孔子曾去齐国学习韶乐，发出“三月不知肉味”的著名感叹。与孔子对艺术、音乐、诗歌的热爱，达到痴迷状态截然相反的是，墨子则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功利主义目的，坚决反对音乐。因此当儒家强调文质彬彬之时，墨子则明确主张，存质后文。墨子在《非乐》中说：如果君王沉迷于乐，就会因麻痹而放弃对敌国的警惕，从而引发患乱；士大夫沉迷于乐，就不能治理好官府和山林草泽，从而导致国家府库空虚；农夫沉迷于乐，他们就不愿用心耕种，致使土地荒废；女人沉迷于乐，就不能专心纺织，人们衣食堪忧。这样下去，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君王不理朝政，士大夫不干政事，老百姓不谋衣食。天下财物匮乏，就会使社会产生危乱动荡。因此音乐对于国家或百姓都是具有破坏作用的。一句话，墨子“非乐”的本意，是希望把天下人的心思指引到正事上去。什么是正事，在墨子看来，凡是可以利国利民利天下的事，就是正事。只有在物质条件比较充优裕之时，再去从事音乐艺术活动，才是合理和有益的。后来荀子批评墨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其实并未完全理解墨子的真意。
  　  孔子周游列国，是一个具有行为艺术倾向的思想漫游家。墨子也要带着弟子到处奔走，但墨子之行却充满苦行僧的色彩。孔子曾令门人畅言生活理想，唯有曾皙所描述的图景最令孔子心动。曾皙的描述，充满诗意，类似于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月，咏而归”。实际上曾皙的理想，也成了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的梦想场景。
    　墨子则总是行色匆匆，栉风沐雨，奔走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墨子是济世救人的行动者，因此他没有时间来品位生活之美，所谓墨突不黔。为了乌托邦般的救世梦想，墨子四处奔走，“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墨子的学问后世难以昌盛，苦行应该是其中一大原因。因为苦行，很难为世人所追崇、模仿。司马谈说墨子之学“俭而难遵”（《荀子·王霸》），庄子也说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同时，墨子的苦行又是与其内心怀抱着对于人类伟大的无差别之爱（兼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放眼世界，近世以来，能与墨子相比的只有两个人：印度圣雄甘地和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我在这三个人之间找到了诸多共通之处：除苦行之外，他们还是长寿的素食主义者（我个人相信墨子活到了九十岁，墨子很可能是素食主义者，从墨子所说的度身而衣，果腹而食，“藜藿之羹”来看，他对食物的要求是很低的），热爱劳动，反对暴力和艺术，信仰神灵。甘地一生最热爱之物除了假牙、铁框眼镜、木底鞋和《薄伽梵歌》之外，就是手摇纺车、芭蕉叶凉席和神灵。当印度举国欢腾之时，甘迪独自坐在家里摇着纺车，细心倾听着纺车摇动时发出的谣曲般的声音，他说：“这是人世间微弱的哀怨声。”
    　　孔子为万世师表，墨子乃春秋战国时代的大佬。冯友兰先生说墨子学派来源于春秋战国的游侠阶层，“以绳墨自守而备世之急”。的确墨家集团，是具有半军事化性质的思想学术团体。儒家好为人师，教化世人；墨家行侠仗义，是后世侠者之祖。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真正有思想和抱负的大佬。他所领导的半军事化学术团体后来建立了严格的“钜子”制度，行墨子之义，扬墨子之爱。 这个特殊的团体纪律严明，网络天下豪杰，《淮南子》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在中国历史上，墨子最早提出“任侠”的观念。《墨子·经上》：“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又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任侠的本质就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任侠必须符合墨子之“义”，“万事莫贵于义”，义就是天下人的“利”。墨子从一开始就把墨家之侠与江湖之侠迥然区分开来，墨子之侠，是胸怀全人类和平理想的侠。 墨子之侠，也为中国文化温尔雅之中，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刚健、血性和骨气。
    　　历史上，凡慷慨悲歌之士，其血液中均流淌着墨家精神。在近代，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于身的，首推谭嗣同。谭嗣同性任侠，善剑术，涉猎群书，著《仁学》，博采儒佛及西方科学，尖锐批判纲常名教。参加康梁变法，失败后被杀害。死时慷慨大呼：“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真是震聋发聩的血性呐喊。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谭嗣同本人以其血性生命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梁启超以其广阔而深刻的历史视野，考察墨子学说虽然二千年来几乎淹没无闻，但墨子精神，却已经溶合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性：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梁启超对墨子的人格力量，更是倾慕之极，曾大声疾呼：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侠客行》中所渲染的侠客境界，何等快意恩仇，何其壮丽人生！其间亦隐隐可见墨子身影：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在今日中华文化蓬勃复兴之际，重新认识和理解墨子，儒墨互补，或许是真正的文化解决之道。因此，当我读到舒大刚教授的《墨子的智慧》一书时，即刻被其生动详实的文字所打动。舒教授既精通儒学，目前正主持编篡旷世儒学文献钜制《儒藏》，复淹通墨家，且见解独特，视野开阖纵横，立论异彩纷呈。全书共分十五大章节和附录，从墨子的生平著述，到墨子的思想行为以及墨学渊源或流传，均有精当论述，允称博洽，实为了解墨子及墨家学术思想的理想读本。以上琐谈算是我的读后感，小言詹詹，或可引发炎炎宏词！是为序。

　　（《墨子的智慧》，舒大刚教授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2007年孟冬 石不语斋

【作者介绍】

向以鲜，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著有学术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迷宫与玄珠》《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诗集“我的三部曲”“旋律三部曲”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纳通国际儒学奖、四川文学奖、首届杨万里诗歌奖、李白杯诗歌奖等。2024年获得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