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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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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秋,我从一个乡区中学转学到位于县城附近的县二中,完成了高中最后一年学业。
第一天到二中报到的情景至今还记得。
去报到时好像已经开学一两周了,母亲告诉我去找蒋老师,快到学校时我才想起来,我既不认识蒋老师,也不熟悉二中。正在无措之际,迎面碰到了从共和方向来的康九孃。康九孃问我干嘛去,我告诉她说我妈让我来二中找蒋老师上学,问九孃认识蒋老师不。九孃笑了,指着我身后说,那不就是蒋老师?
接下来,蒋老师带我到学校政治教研组,把我交给了班主任兰老师。我就此开始了在二中一年的学习生活。
说来惭愧,二中大名鼎鼎的蒋老师,我当时却是不认识。凡是我认识的二中校友,都说蒋老师政治课教得好,对同学也很好,大家都很尊重和喜欢蒋老师。很遗憾,我在二中上了一年学,虽然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是蒋老师,却无缘聆听蒋老师的精彩讲课,只怪自己没有选学文科。
还好,毕业后高考完,蒋老师给我们辅导高考志愿填报,总算在快离开二中的时候听了蒋老师的一堂课,尽管也许只能算课外辅导吧。这次辅导后,我才大概知道了大学的文科和理科、理科和工科的区别,什么类型的人适合学什么专业。
大概是1995年春节,我和爱人小郑带着小女回富顺过年。小郑是我二中校友、蒋老师的学生,我们家仨一起去看望蒋老师。我记得是一个中午,蒋老师正在午休。李孃孃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稍等一会儿。我和小郑正在和李孃孃拉家常,调皮的女儿却直接跑到蒋老师卧室,吵醒了正在午睡的蒋老师。上幼儿园的女儿正是好表现的时候,脆生生的一声“爷爷好!”可把蒋爷爷给乐醉了,爷孙俩聊得还很高兴。
我能到二中上学,也很是不易。1976年夏秋,我在县城的县一中初中毕业后,升学继续在一中读高中。由于个人原因,只上了一两周学,就长期休学在家。高一第二学期,只好到父亲工作的乡区,狮中上学。在狮中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学期,但感到自己学业进步不大,恐难适应将来的高考,遂于高二转学到县二中。
高中第一学年在蹉跎中过去了。特别是第一学期失学的日子,成了自己抹不去的记忆。不知道是自己想起,还是学校通知我,有一次我去一中我们班交团费,大多数同学竟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看着同学们在校园里紧张、愉快地学习、活动,自己却在校外游荡,无所事事,感到很是难受、难堪和尴尬,从此再也不愿去学校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
二中是百年名校,我们县最好的中学。进入二中学习,我心理上除了压力,更多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对重回县城中学上学的珍惜。我几乎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学习以外的事情,很少去关注。
我转学二中继续上高二的课程,由于高一欠账太多,明显感觉吃力。尤其是理科数理化,高二的学习内容和高一的知识一般都有逻辑上的内在联系,高一没有学明白(对于我其实有很多就没有学过),高二是很难跟得上的。
记得第一次小考,是数学单元测验,测验内容已不记得了,估计当时就没有学明白,只考了56分。数学老师给我考卷的时候看了一下分数,“哦”了一声没有任何表情地递给我,大概对我的名字还不太熟悉,不好说什么。
尽管我有思想准备,但到二中第一次测验就考出这么差的成绩,还是很接受不了。回到家我难过地大哭一场。母亲安慰我,心情烦躁的我就势对着母亲大发脾气,说我在狮中学得好好的,非要转学来二中受这份洋罪,我还是回狮中去算了。其实,当时母亲和我心里都明白,我也就是说说气话,发泄一下,不可能再回到乡区中学去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母亲其实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她当时很快就从各种反馈中知道了我的情况。很多关心我的叔叔孃孃都担心我能否在二中坚持得下去,也有好心人劝我的父母给我找其它出路。母亲不是没有动摇过,但她相信自己的孩子,尊重我的选择。
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高考,学校决定在我们毕业班开始有重点地复习初中知识,以夯实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学校的决定是正确的。尤其对我个人而言,客观上让我松了口气,减轻了我的压力,让我和同学们重新站在了相同的起跑线上。
又一次数学单元测验,因式分解,我考了100分,这也是我到二中上学考的第一个满分。放学后我直奔县医院住院部,第一时间把满分卷子交给正在住院的母亲。母亲看到我的卷子,病立马就好了,对我说咱们出院,回家去给你打牙祭,庆祝一下。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孩子的学习、成绩及至他的成长和前途,对一位母亲是多么的重要,甚至就是她的全部。
教我们数学的刘安仁老师,喜欢和同学们开玩笑。当年我们复习初中的“多项式”,富顺话念“多hang式”, “hangshi”有“了不起、厉害”的意思,还有一点调侃的味道。“多hangshi”就是“多了不起”的意思。课堂上,刘老师可能觉得“多hang式”念起来有意思,就一边敲着黑板上他写下的“多项式”,一边反复念:多hang式,多hang式,你们多hangshi哈,你们好hangshi!
数学刘老师说话直接,有啥说啥,逮着同学就说,批评同学从不含糊,不绕弯子。刘老师批评同学后不过心,下次见面还是风风火火,该说还说。同学们也都不怵刘老师,可能是大家都知道刘老师没有恶意,是真心为我们好。我们也喜欢向刘老师请教、讨论,甚至开玩笑。
刘老师讲课认真,精力充沛,激情四溢。课堂上,我们总感觉被老师在前面拽着,被老师在后面推着,不往前走都不能。也有可能时间确实太紧张,离高考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却还在补习初中的课程,谁不着急?
课下,刘老师也没有闲着。印象中,我在学校见得最多的老师,除了班主任兰老师,就是数学刘老师。不管有课没课(其实数学课应该是天天都有的),感觉刘老师经常往我们教室跑。
刘老师总是抓紧一切机会给同学们补课。在林场学农期间,有一天下雨,不便劳动,刘老师就召集同学们到场部礼堂给我们补课。讲课内容至今还记得:不等式方程的解法。所学知识现在还在用,真是一辈子受益。
不等式的运算,是大学数学系基础课程数学分析的基础知识极限的基础工具,连续套了三层基础,可见刘老师利用学农间隙给我们补的知识是多么的重要。我后来与数学结缘也许就始于林场礼堂刘老师的校外课堂,也许刘老师当年就笃定他的学生以后一定会有进大学数学系学数学的?
刘老师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数学教育,对学生满腔热忱,诲人不倦。七八年高考,最难的是数学卷,尤其是最后一题,超出了大纲范围。考完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二中刘老师家里看老师。刘老师饶有兴趣地和我们一起讨论高考数学卷最后一题,刘老师说他也没有想到高考题会超大纲,最后一题要用到微积分,刘老师开始也有点懵,后来回家翻看以前大学笔记才做出来。老师一边说一边把他当年上大学时的笔记翻給我们看。学生已经毕业,高考也考完了,一位数学老师在他的家里,还兴致勃勃地和他的学生讨论考题,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刘老师是个热心人,为人热情、豪爽,待人真诚、随和,不拘小节,尤擅厨艺,烧的一手好菜。我毕业成家后,有一次回富顺,和爱人小郑(也是刘老师的学生)到二中去看老师。在路上碰到刘老师进城,得知我们去二中看老师,马上就邀请(其实就是强令)我们:说好了,中午到我家吃饭,我这就进城买菜,你们先去看其他老师。我们当然也不客气,中午就去刘老师家饱口福。
有一年刘老师谢孃孃到北京看他们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也到我们的小家看我们。当时条件艰苦,刘老师亲自下厨,在煤油炉子上炒菜,让我们享受了一顿久违的正宗家乡菜。有一个小插曲,北京香菜长得比富顺芫須长粗很多,和富顺香芹有几分形似,刘老师错把香菜当芹菜,芹菜肉丝炒成了芫爆肉丝。
刘老师女儿在北京成家后,刘老师谢孃孃再来北京住女儿家耍了一阵。我和小郑又去他们女儿家看望刘老师谢孃孃,再次品尝刘老师的厨艺。这可能是我和小郑最后一次吃刘老师做的菜。
我到二中上的第一堂物理课,是静电学。物理朱老师身板挺得笔直,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脸上毫无表情,眼睛平视前方或稍往上抬,就是不正眼看同学们。可能是为了加深印象,朱老师嘴里念念有词:厘米克秒制静电单位系,厘米克秒制静电单位系,……。后来朱老师又反复念:厘米克秒制静电系单位(电量),厘米克秒制静电系单位(电量),……。当时觉得老师念的很有意思,印象很深,马上就记住了,到现在还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的物理考试第一个满分,是电路单元测验。朱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发判完的测验卷子,看到一个满分,再看名字可能不太熟悉,就一边念名字一边抬头看向教室中间,却发现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我起身去接卷子。朱老师递给我卷子时抬眼盯了我一下,大概是为了记住我。老师的眼里除了有点意外,我看到了赞赏和鼓励。
有一次,上一节课是数学,可能是数学刘老师课堂作业布置的比较多,下课后我仍在埋头写作业。下一节物理课铃声响起,朱老师进来了,随着值日生一声“起立!”同学们都站起来了,我却浑然不觉。
朱老师走到我桌前,轻轻地将我的数学作业本收走。我一惊,抬头一看,赶紧起立。课后,朱老师示意我上去取回我的作业本。为表歉意,我不好意思地冲朱老师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朱老师面无表情,也没有说话。
文理分班后,教我们物理的是刘缉云老师。有一次刘老师讲电磁学,平时课堂上精力集中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走神了。讲课看似漫不经心的刘老师,突然点名抽问我他刚讲的磁力线问题。我站在座位上有点发懵,双手胡乱比划着,试图掩饰自己刚才开小差。刘老师没有当场拆穿我,面无表情地叫我坐下。下课前学生自习时段,我正埋头看书做练习,刘老师慢慢踱到我的后面,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背说:“年轻人,努力啊!”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物理刘老师讲课流畅,不急不缓,娓娓道来。课堂上刘老师讲的内容,我应该都听进去了(除了那一次走神)。但现在还记得的且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在(为往届学长开办的公益性)课外辅导班上讲的一堂课,基尔霍夫(电路)定律。
化学汪老师,和物理朱老师一样,身板挺直,眼睛稍往上抬凝视远方,一般也不怎么说话。但两位老师也有差别:朱老师走路沉稳,一脸严肃;汪老师走路轻盈,一阵风似地就飘到教室里来了,脸上没啥表情,好像总在想什么事情。汪老师业务娴熟,备课认真,讲课条理清晰。我化学学得比较轻松,高考数理化,化学考的最好。
要说在二中有什么遗憾,或者最对不起的老师,就是英语赵老师了。赵老师很关心我的英语学习,但是由于当年高考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到后来临考冲刺阶段,我基本上放弃了英语。赵老师对我的短视行为非常痛心。有一次在街上,赵老师碰上了我和我父母,就在街边,赵老师苦口婆心地对我父母和我力陈英语的重要性,希望我不要放弃英语学习,告诉我说将来英语一定有大用场。四十年来,赵老师的话不断被印证,我辜负了赵老师的教诲和一片苦心。
在二中我还遇到几位以前就读学校的老师,很是惊喜,倍感亲切。
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在狮中的数学陶老师,他也调到二中来了。下午放学后,我就到数学教研组去看望陶老师。我们谈起在狮中的日子,谈起狮中的老师和同学。在狮中时听人说,陶老师之前在大学教书,刚调回家乡。陶老师身上确实有一种大学老师的谦和、儒雅,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数学,不紧不慢,我们听课也很轻松、没有压力。不知不觉中,陶老师就把他想教给我们的知识全部传给了我们。
陶老师对我转学到二中表示赞同,说二中的师资、教学、管理确实很强,学生基础好、学习热情高。陶老师勉励我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并关切地告诉我,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尽可找他。
很快我又发现我小学的严老师也在二中。严老师人很好,平时上学路上碰到了,她总要关心地问我学习情况,聊上几句。有一次我的政治复习资料丢了,资料十分重要学校也是严控印发的。严老师的爱人田老师是学校教务处的,我找到严老师说明了原由,她安慰我不要着急,说去问问田老师看还有没有。没过多久,严老师果然给我送来了一份新的政治复习资料。
毕业后,有时收到二中给校友的信,或是校报,或是活动邀请,它们多是田老师亲自编发的,封面、内容都是田老师手写的。看到田老师那漂亮、熟悉的字体,很是亲切,就想起当年田老师严老师对我的关照。
此外我还见到一中读书时的胡校长。胡校长很和蔼,见到学生,总是乐呵呵的,喜欢和我们聊几句。有一周,胡校长来我们班教室听课。记得我当时坐在最左排,胡校长进来就临时搬张椅子坐在我旁边,和我们一起听课,认真做笔记。课间休息时,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聊一些学习方法上的事情。
还有我们的曾校长,高考前,在学校给毕业班学生开的考前动员大会上,曾校长给我们讲话。其它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曾校长跟我们说起,以前二中有一个学习非常好的学生,但有马虎的毛病。高考时,做数学卷子,画的坐标轴名称忘了写上,很冤枉地被扣了分。临考前校长的提醒很有警示作用。
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幸运的。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决定正式公布时,七七级学生已经毕业离校,我们七八级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批在校应届高考生。虽然时间有点紧张,但毕竟还有近一年的补习、学习、复习、冲刺的腾挪时间。是机遇更是挑战,老师和同学们铆足了劲,热情很高,压力也大,班主任老师可能感受更深。我在学校见的最多的老师就是班主任兰老师。
兰老师之前任过两届高中班主任,但当时还未恢复高考。再后就是我们高七八級,这个年级刚开始时六个班政治课教学任务,由兰老师一人担任,并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后来恢复高考了,学校考虑到兰老师教学任务太繁重,遂改任三个班教学,当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班就成了兰老师带的第一个参加高考的毕业班。按兰老师自己的话说,她对我们班有特殊的感情。
几十年后,兰老师告诉我说,在二中工作的老师,必须要有敬业的精神、严谨求实的教学态度、教学业务功底深厚以及独立工作能力,对学生负责、关怀学生健康成长。
文理快慢分班前后,兰老师都是我的班主任。分班时,我开始有点犹豫,想分到慢班。一是怕快班节奏太快,担心自己跟不上,觉得到慢班可能舒服点;二是有一两个要好的同学,他们决定去慢班,我也想跟着去。我去问兰老师我应该分到哪个班,兰老师当即干脆地对我说:你当然去快班了!还有什么犹豫的?
我在学校除了学习,什么也不管。兰老师很照顾我,一般也不会让我做与学习不相干的事情。记得学校开运动会,要求每位同学都要参加,兰老师知道我不擅运动,就给我报了一个最轻松的辅助裁判。我还是嫌麻烦,运动会已经开始了,我却跟兰老师说辅裁也不想干。这次兰老师真的不高兴了,很生气地对我说:已经很照顾你了,不能只顾自己,还是应该有一点集体观念吧。我好生惭愧,马上给老师道歉,直接跑到运动场上去了。
兰老师教我们的政治课。二中上学期间,在政治课堂上学到的一段话,印象最深至今仍铭记在心,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就是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这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2017年端午节,毕业近40年后我们班同学和兰老师在二中校园重聚。兰老师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兰老师在主题会上致辞,我以为她要即兴发言,没有想到兰老师拿着iPad认真地充满激情地给我们讲话。老师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晚餐进行中,我怕影响同学们的兴致,只和同桌打个招呼,没有跟兰老师和其他同学告别,就提前走了。兰老师知道后,电话找到我,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路上注意安全,到家后一定要报个平安。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每次从富顺回北京,不管多晚,她老人家一定要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听到我报平安的电话后才放心地去休息。
我在二中上学一年,也是我在家乡富顺上的最后一年学。二中一年的学习生活虽然短暂,但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几十年后还清晰浮现的记忆片段,于我肯定是最珍贵的。师恩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