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以鲜

201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应诗人李亚伟的邀请，在成都白夜酒吧举行了一场关于其新著《人间宋词》的对谈。再往前数四年，也就是2014年的冬天，我的现代互文实验诗集《唐诗弥撒曲》在白夜首发，倒是和李亚伟的宋词形成了一种呼应。位于成都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由女诗人翟永明主持，多年来一直是成都的重要人文地标，成为人们尤其是文青们必访的目的地。成都的白夜，最终还是没能突破漫长的疫情幽禁，于我们对话的四年之后永久关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是个人参与的历史。

  在成都宽窄巷子白夜酒吧谈论新著《人间宋词》

众所周知，李亚伟是中国第三代诗人的代表性人物，由他及另外几位兄弟扛起的莽汉大旗，一直是当代诗歌的一面独特风标。能写出《中文系》或《河西走廊抒情》的诗作，还能写出一部《人间宋词》，多多少少有些让人意外。据李亚伟说，该书的很多资料，正是来源于他在写作《河西走廊抒情》时所做的各种笔记。后者的内容、地域都在西北，一个典型的豪放题材，但是诗人偏偏不想豪放地写下去。唐诗跟河西走廊那个地域太匹配了，太匹配了反而不适合作者在里面大规模地自由进出。于是，李亚伟便去江南找温柔的东西，来跟西北互相拉扯互相映衬。

     李亚伟作品《人间宋词》

仔细想来，一切似乎早有安排，中文系毕业的李亚伟，是受过科班训练的人，所以其行文看似天马行空，实际上又有迹可寻，并非一味的野狐禅。但是李亚伟的宋词却完全不同于学院派，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江湖气或莽汉味儿——这本书的价值也在于此——并以此激起人们的强烈好奇心！书中很多见解，既有和传统学术相符合的，也有完全不一样的。我注意到李亚伟把欧阳修词提升至一个很高的地位，这和通常的宋词史观不太一致。  

在李亚伟看来，隋朝就有了词，只是没有红起来。宋词的发展是从西蜀花间、南唐后主这一块开始的。宋朝统一全国以后，其他地方王国的残兵败将，亡国的君臣都做了俘虏，胜利者除了占领他们的国土以外，还带走了他们手里很多好的诗词。不过，就总的情形来看，当时的词还是诗余，是诗的多余部分，还没有怎么把词当成一回事，形式上也以短令为主。到了柳永那儿才开始变词为长调，开始放出一些文学的，诗意的光芒。柳词在内容并没有什么突破，真的突破始于王安石和苏东坡，准确地说，是豪放派词人突破了词的内容。他们凭什么天生就能干大事，把宋词推向高峰，达到可以和唐诗媲美的地位？显然不是一步到位的。宋词内容方面的贡献，我们要找老祖宗，要找终结，得往欧阳修那儿去找。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不是以前的那种莺歌燕舞，不是那种小调子，他把内容的活泼度拓宽了，连批评都可以入词。

散文与宋词的关系，在以前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欧阳修、王安石再到苏东坡，他们所强调的以文入词，这个传统常常被人们忽略。欧阳修比柳永小二十多岁，到了他手里词体始大变，不管是后来的长调，短令，各种词风都能在他那里找到根据。我并不太同意把宋词粗暴地划分成婉约与豪放两个派别，这种标签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有害且片面的。晚清江南才子，在我们四川当过官的冯煦，编过有一本很有影响的《宋六十一家词选》，里面选了欧阳修词，并给出高度评价：“疏隽开子瞻”，疏放和隽永开了苏东坡的先河；“深婉开少游”，深情婉转又开了以秦观为代表的婉约词风。有趣的是，李亚伟诗歌里面本身就有一些宋词的意味，虽然他是以“莽汉”出名的。生活之中的李亚伟除了喝酒很莽汉之外，很多时候并不像一位莽汉，一位很文雅的人。反倒是像我们这种不是莽汉的，待在大学里面的，经常暴出一口重庆的粗话。

反差的现象一直存在。这时白夜访谈主持人谭静向现场观众介绍，说我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四川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唐诗宋词，问我为什么要喜欢宋词。我的确很喜欢宋词，从少年喜欢到老年，零零星星写过一些关于宋词的笔记。宋词最让我迷恋的地方很多，最让我感兴趣的，可能和别人喜欢宋词的理由不太一样。宋代的文人，如果你想要真正走近他，想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有一个捷径，就是读他的词。宋代的散文大部分是高大上的，要文以载道，要传达作者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要安邦治国。其中很多文章在我看来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喜怒哀乐，被程式化被道德绑架的文字。当然并不是说宋代的散文写得不好，有的写得非常好，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但是，要揭开一个宋人的鲜活真相，最好去读他们的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宋词可以视为宋人的隐私日记，宋人的心灵只有在宋词里面才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才是写给自己看的，有时也写给歌人舞妓看。还有的时候，不仅不给别人看，也不给自己看，写了之后就付之一炬，要的是痛快淋漓的写作过程，一个袒露心迹的过程。恰恰是这种半公开半隐秘的状态下，一个词人被短暂解放了。我在一篇名叫《宋词的美人情结》的随笔中，谈及宋词中呈现出很多和印象中宋人伦理完全不符合离经叛道的东西，这种情形在别的文学样式中很难看到。在词中，宋人真的很大胆，甚至会写到越墙偷情的行为。这就解释了一个现象：宋代的很多词人虽然身居高位，什么翰林学士啊什么礼部尚书，还有堂堂宰相啊，只要一写起词来，便会现出一种女性化倾向的原型。这种女性化倾向，可能影响到明清戏曲的旦角扮演者，男性扮演女性的角色，实际上早在宋词中即已出现。后来我在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里面找到了根据：不管是男人女人，只要他们处在相思的，思念的场景当中，都会有严重的女性化倾向。比如苏东坡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真是柔情万千，真的很女性化啊，简直柔软到了极致，比枝上的柳绵还要柔软。所以，像宰相欧阳修写出“寸寸柔肠，盈盈粉泪”这样的词句，也就不令人讶异了。宰相肚里光能撑船算不了什么，还要有寸寸柔肠，那才是真正的牛。

《人间宋词》一共选谈了十七个词人，有两个人的词入选，让人很难想得到。其中一个是宋江——这个可能是所有的宋词选本，不管是梁启超还是龙榆生，包括让我来选宋词的话，都不会选取的。李亚伟选他可能也有点私心，因为他是莽汉派，对绿林大盗江湖豪客一类的人，会有点儿惺惺相惜。你看宋江那首词：“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白头”。一条梁山好汉，也能够写出这样的词，完全是一个文艺范儿十足的大盗啊。明代蜀人杨升庵感叹：宋词盛行于世，连江湖巨盗写出的词都可以这样工整。作家阿来不太认同，对选了宋江而不选陆游无法释怀。对此，李亚伟的解释是，陆游当然很厉害，但是写的再好，都是后来的集大成者。柳永、王安石一路下来，到李清照、辛弃疾达到顶峰，整个宋词就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已经成了，其余的人可以不写。

李亚伟说他读岳飞孙子岳珂的笔记时，读到一个故事：岳珂的同僚就是一个强盗，一个大海盗，皇帝招安过来的，这个人叫郑广。郑广被招过来后，朝廷按照级别给他封了一个官。同事知道其底细，有些看不上他，郑广很生气，便写了一首诗。郑广在诗中表示，强盗和官员本质都是一样的，我郑广做贼也做官，你们做官又做贼，当官的也跟强盗差不多。之所以选宋江，可能与诗人骨子里的叛逆有关，中国除了正统的诗文以外，还有很多是反派，有一种诗叫贼诗，强盗写的诗或词。诗歌史上确实有出身强盗，后来变成了诗人的例子。最著名的例子可能要数唐代那位来自蜀北板楯蛮的苏涣了，从一个剪径大盗摇身而变成一个诗人。杜甫晚年在长沙的湘江边遇见了他，让垂死的诗人看到了生机和希望。

李亚伟觉得，人们平时说宋词，就是豪放婉约，一下把宋人给划分开了。他说，我知道向以鲜是反对这样划分的，宋江这首词就是典型的既有豪放，又有婉约的一首风格杂糅的词。一开始就是“天南地北，何处可容狂客”，世界那么大，却找不到一处能容下我这样狂妄爷们儿的地方。后面他去找李师师，吹捧她的皮肤多美，衣服多好看，婉约的劲儿就上来了。宋江在文体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包容性，虽为一个强盗所写，但是处理得非常好，一个很棒的文学样本。

宋江这首词最初是题在李师师住所的墙壁上。李师师是南北宋之交时的一个传奇人物，周旋于帝王和词人之间，一个很独特的文化存在。宋代的文人总的来说是幸福的，换在今天，是不可能有这类事情出现的。周邦彦甚至还把他和宋徽宗三人不约而同出现在李师师的面前的场景写下来，写在词里面。李亚伟说，我选宋江这首词时，标题叫“一封曲折的密信”。他就是想通过李师师找到徽宗，把这首诗送给皇帝。不知道皇帝最后看到没有，总之宋江打算来招安，让皇帝给他封一个官爵什么的。

书中还选了一个词人叫陈克。陈克是南北宋之交的人，亲历过宋金战争。陈振孙说陈克的词属晏欧流亚，意思是只比晏殊和欧阳修差一点，就现在读到的词来看，陈克没有那么好。李亚伟认为陈克是宋江的反面，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一个民间军事学者。这哥们专门研究防务，怎么做碉堡怎么扎寨子，钻得比较深。他和中国普通的民间知识分子一样，机会来了就会赌一把。宋江赌的是命和运气；陈克用自己的命、自己的见识和社会的命运在赌，在下大注。可惜陈克赌败了，就去当兵，结果被叛军给抓了，由于他还是部队参谋，算比较高级别的官员，被残忍地杀掉。在宋词里面，一个军事迷，一个打仗的，一个敢去赌的人，却写了一首非常静谧的、安静的，爱好和平的一首词，这是我把他放在最后的原因。

入选书中的十七人中，从文本上面看，李亚伟说他最喜欢的词人，第一名是辛弃疾，苏东坡和李清照并列第二。如果让我选，我可能会在柳永和苏东坡之间徘徊。两个人中只选一个的话，我会选柳永，他是在中国词史上被遮蔽的超一流大家。为什么说遮蔽？柳永的名气已经大得不得了，凡有井水处就能歌柳词，绝对的流行诗人，非常受大众欢迎的一个自带流量的词人。我所说的被遮蔽，是因为通常的词史或者文学史给他贴了一个撕不掉的标签：婉约派。恰恰就是这个标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遮蔽了辽阔的柳永。我为什么反对以婉约或豪放来评价词人，柳永就是这样划分的一个受害者。除了婉约，柳永词还有非常清新、豪放的一面。在写词方面，柳永才是苏轼心中的偶像，所以才会出现下面这样的传说。明人毛晋在《汲古阁书跋》中记载了一场对白：“耆卿（柳永）初名三变，后更名永，官至屯田员外郎，世号柳屯田。所制乐章，音调谐婉，尤工于羁旅悲怨之辞，闺帷淫媟之语。东坡拈出‘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谓唐人佳处不过如此。一日，东坡问一优人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屯田宜十七十八女郎，按红牙拍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言外褒弹，优人固是解人。”说得直白点儿，苏东坡在填写词牌时，他要对标的词人只有一个，就是柳永。苏东坡认为柳词“高处不下唐人”并非虚语，比如他写的那首《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写得何其壮丽和豪放。有时候，柳永即使写相思也写很辽阔：“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这种词风是完全可以和唐诗相媲美的。一个相思的人，把十二座苍翠的峰峦都望断了，这就是柳永。

其实唐诗和宋词尽管在形式虽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词语传统、内容和风格上，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李亚伟写到范仲淹《渔家傲》时，指出“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来龙去脉，认为受到王之涣或王维的影响。这是莽汉的细腻之处，读宋词的时候，把它的历史脉络读出来了。在写作里面，经常会和前代的诗人，和历史的渊源或者影响产生神秘的回应，有时候我们并不是想引用一个宋人或唐人的作品，但是会在写作中不知不觉间突然出现。宋祁，晏几道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并不是晏殊的原创，原创来自五代的诗人翁宏，但是，所有人都忘记了这个原创者，只记住了借用者甚至盗用者晏殊。这让我想起前几年前成都诗人柏桦说过的一句话：大诗人会把别人的东西，不是学习，而是“抢过来”。 翁宏是一个小诗人，完全被淹没了，晏殊就把那两句给抢了过来，成了自己的。

有人问及李亚伟早期也写过一首与宋词有关的诗歌，名叫《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时间过去了很久，当时读宋词和现在读宋词有没有什么差别？李亚伟说，当然有，而且差别还非常大。写那首诗的时候才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干什么事，在座写诗的人都知道，正在干一场诗歌革命。朦胧诗解放了诗歌，诗歌以前为政治服务，而没有为生活为艺术服务。朦胧诗，就是看不太懂，很多年轻人都是看得懂的，人家写得好，原来叫做今天派。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觉得朦胧诗已经失去将当代诗歌往前推的劲儿，就想把这个重任扛在自己肩上，心里所想的一件事就是，诗歌一定要前卫，一定要做文学先锋。那会儿读宋词，很多东西都看不上。我写苏东坡，虽然也很尊重，但是那会儿年轻，对他们有调侃的意味，有批判性，批判他们柔弱的一面。完全没有像我现在能从各个方位，从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时代，和他们整个的创作过程，比较全面地去理解和接受。现在的理解要宽一些，深一些。瞧，白夜的莽汉和词语，变得多么谦逊。

谈话还在持续，白夜的下午时光，渐渐被黄昏笼罩。

突然想起我在一篇讨论宋词的旧文中的开卷语：这纯粹是一次心灵的历险，遥远的万壑千峰，宋代的重峦叠嶂!“我见青山多妖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辉煌的宋词，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游历你奇古绝伦的美境！ 

——2023，9 石不语斋

向以鲜，现居成都，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著有学术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诗集“我的三部曲”、“旋律三部曲”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获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科奖、四川文学奖、纳通国际儒学奖、《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