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戏台           

                                        ——序《龙泉驿历史文献集》

                                             作者： 向以鲜

                                                作者授权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张元济

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曾对齐宣王（田辟疆）说过一句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人始终是大地的灵魂，孟子的意思，和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相近。孟子这句说得很轻，回声却很重。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其就职演说中，梅校长就仿照孟子的话，重新定义了一所真正的好的大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民国九年（1920），现代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在《印行四部丛刊启》篇首写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理解了孟子和张元济先生的话，也就理解了这部《龙泉驿历史文献集》（以下简称《文献集》）的意义与价值：我们的乡愁，不仅要能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要有高大茂盛的“乔木”可供怀想和盘桓，还要有蕴藏丰富寓意广阔的乡邦历史文化信息图文载体（“文献”）可供阅读和深思。

  就在张元济先生印行四部丛刊的次年，亦即民国十年（1921）初春时节，鲁迅在其短篇小说《故乡》（初刊于《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1号）的最后一段中，说了另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段话对于龙泉驿而言，具有别样的能指意味：“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寻寻常常的几句话，由希望而引出的道路，成了百年来的箴言，道路是人——还应该包括别的生命，比如家畜、野兽甚至飞鸟——趟出来的。我们还应该记得，李白和杜甫都曾提及鸟儿的道路：“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其实，一切存在均有其行走的道路，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鱼蚌虫蚁的往返踪迹，都是生命的道路，只是有的壮丽有的细小，有的灿烂有的隐晦而已。

  人类不仅会走出道路，还会修筑道路，不仅会修筑道路，还会维护和管理道路。对于人类来说，道路既是交通的道路，也是交流的道路，还是节奏、速度与美学的道路。于是，古老的驿站出现了。中国古代的驿站，既是道路某一刻的休止符，亦是道路的加速器，还是道路的喉与舌。

  居住在龙泉驿的诗人凸凹不无傲姣地向世人宣称：（在中国）没有哪个驿的行政级别高于龙泉驿、地盘大于龙泉驿、影响强于龙泉驿。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有对“驿”的注释：“驿站。现在多用于地名：龙泉驿（在四川）。”这是说，在中国，能代表驿说明驿呈现驿文化的，再无出龙泉驿之右者。这个称号的含金量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重、不可谓不耀眼。要知道，自秦汉置驿道以来，历朝历代不知兴废了多少座驿站，不知出现过多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驿站，比如君王与美人生死别的马嵬驿，掀开大宋篇章的陈桥驿等，名字还可以列出一长串来。但是，这些显赫的驿站，要么被历史的尘埃遮掩得无踪无迹，要么因其悲伤、血腥与阴谋的细节，而为人们所有意淡忘。

  只有龙泉驿，带给人们的是阳光、欢乐、财富和梦想，是成长、变幻和远方。千百年的沧桑，丝毫也没有消减龙泉驿的人性之淳，风物之美。龙泉驿就像是人们用马蹄、车轮、行囊、诗歌和五光十色的物资，搭建起来的一座蜿蜒而壮丽的戏台，一座永不落幕的东方戏台。穿梭往来其间的官员、将军、战士、诗人、词人、美人、商人、侠客、强盗、成功者，落魄者，都是这座戏台的编剧、主演或看客。

   这座戏台的主演场足够壮丽：由一条南北纵贯的龙泉山脉，与一条东西横穿的巴蜀古驿道交构而成。这座戏台的分场足够蜿蜒：晚清学者简阳石盘铺的傅崇矩，曾沿着成渝古驿道（东大路）五至八尺宽的石板路徒步千里，途经龙泉驿、简州、资阳、资州、内江、隆昌、荣昌、大足、永川、壁山、九龙坡等地。其实，东大路还没有走完，要全程走完的话，还得从重庆朝天驿出发，经分水驿、垫江县、梁山驿、万县、云阳、奉节，抵达东大路第十七个驿站，也是最后一个驿站，巫山小桥驿。

  《文献集》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图像或文字，生涩的，圆润的，完整的，残缺的，优美的，粗疏的，高蹈的，市井的，现实的，幻想的，熟悉的，陌生的，快乐的，落泪的，汉语的，英语的……，就是这座奇妙戏台上回响着的唱词或唱腔。从东大路延伸出去的，以龙泉驿为首驿的巴蜀通道，大大小小的驿铺委蛇而东，每一驿每一铺，都是一出精彩纷呈的折子戏。

  我注意到《文献集》收录了一出名为《春花走雪》的川戏，简州大家闺秀刘春花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奶妈踏上艰险的龙泉山道。主仆二人的对话，让人想起另一出川戏《秋江》中的妙常和艄翁，一个发生在雪花纷飞的山道上，一个发生于碧波如镜的秋江中。场景不同，机趣和目的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追上心中的爱人，蕴含着蜀人特有的坚韧和幽默感。

  旦唱：时才离了阳安县（简阳），自古十里不同天。正行走目观看，不觉出现一座山。这座山才算山，高有数百丈，路才巴掌宽。莫道人难走，猿猴也难翻。莫不是春花大数满，要过此山难上难。

  老唱：主仆正在把话谈，抬头又见一座山。这座山才算山，高有数百丈，路才巴掌宽。我还都勉强，她又怎样翻。说句大语壮她胆。尊声小姐听我言，这座山不算山，老奴权当扒坎坎。老奴今年六十满，赛得过十七八少年男。小姐不信你来看，一口气扒上山，足（脚）不软腰不酸。扒着老奴肩，权当石栏杆。

  从秦汉到晚清民国，在绵延两千多年的龙泉驿大戏台，无数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折子戏，在编写，在彩排，在粉墨。我很喜欢“春花走雪”这出戏的名字。似乎在说：龙泉驿道的花朵，龙泉驿这座蜿蜒而壮丽的戏台上的花朵——东汉李尤，晋代李密，北周强独乐，隋唐朱桃椎，圣母褚信相，五代牟羽宾，宋代欧阳修、张栻、苏洵、苏轼、苏辙，明代杨升庵，清代费密、李调元、杨锐、傅崇矩，现代廖平、戴季陶、郭沫若、贺麟、周太玄、刘子华、沙汀、艾芜、王叔岷、周克芹、陈子庄、石鲁等——他们都是龙泉驿道上无所畏惧的花朵，盛开在霜雪中，行走在白色世界中，绽放出生命的艳丽本色。

  这座蜿蜒而壮丽戏台上演的折子戏中，吸引我的第一出从蚕丛王开始。龙泉山脉的主峰耸立在柏合镇长松山，海拔并不算高，只有一千米多一点。长松山上建有长松寺，我们在苏东坡的《以屏山赠欧阳叔弼》一诗中，便可看到这座寺庙的名字：“梦中化为鹤，飞入长松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儿曾经还修建过一座祭祀蜀王的蚕丛庙。为何会在成都东边的龙泉主峰之上，出现这样一座纪念从西边岷山深处东迁成都平原的蚕丛氏庙呢？蚕丛氏的折子戏，很可能由多部折子戏构成一部早期蜀人迁徙的史诗大戏。

  民国十八年（1929）春天，广汉农民燕道诚在自己住宅旁边挖掘沟渠时，意外发现几块从未见识的远古玉器，三星堆文明序幕由此渐次拉开。1986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发掘出两个殷商大型祭祀坑，无数形态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和金玉器亮瞎世人的眼。时间进入2021年的春天，三星堆再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引起人们强烈好奇和争议的，还是来自于三星堆文化本身所散发出来的神秘和独特性——一种迥别于中原文化的异质色彩——以至于有人怀疑是否是一种星外文明的遗存。确实，无论是其硕大的青铜人面、神树或太阳般的车轮，以及黄金面具和权杖，无一不在提示世人：充满无穷张力和想象力的三星堆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异数，里面蕴藏着浪漫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火焰。

  从已经发掘的考古学时间链条来看，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是清晰的。三星堆的源头，目前至少可以追溯至5500年前至6000年前的茂县营盘山文化。处于三星堆和营盘山文化之间的是什邡桂圆桥遗址，桂圆桥的时间可上溯至5000年前，早于三星堆一期略晚于营盘山，是目前所知整个成都平原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三星一期与新津宝墩文化处于同一时期（4500年前左右），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蚕丛氏时代，雄峙于成都平原的北和南。有学者们推断：大约在5000年前，古蜀先民蜀山氏部落遭遇强烈的气候变化（寒冷)，已经无法在岷山（茂县营盘山一带）生活，先后兵分两路(可能源于蜀山氏内部力量的分化）出走。最早离开的古蜀人富有冒险精神，越过九顶山进入成都平原北部的什邡广汉一带，成为桂圆桥和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这群山民崇拜神灵和天国，骨子里透着一股仙气。另一群人相对保守，眷恋家园，实在呆不下去了，才沿着岷江河谷向成都平原南部进发，以河畔台地为理想的栖居之地，并创建了辉煌的宝墩文化。这群逐江而下的蜀人身上，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世俗胸怀，与部分溯江而上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如良渚文化)相融合，更加关注水利工程和城市建设，并为后代的李冰治水提供了宝贵经验。如果说前者创造了一个神灵的世界（三星堆），后者则建造了一个宜于人居的烟火空间（宝墩）。

   蚕丛氏部落人民的足迹，一定到达过东边的龙泉山脉。尽管今天的长松山上，已经寻不到蚕丛氏可资考据的痕迹。在那儿，还保留着民国时期成都的风云人物，大军阀田颂尧的长松山舍，这座群山之巅的中西合璧别院，始建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长松山舍又名唯仁山庄，缘于田颂尧写过《唯仁论》。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十九日，田氏在潼川总社《尚志社成立之原因及其精神》的演讲中强调：“格物致知就是求知仁的功夫；诚意正心就是求行仁的功夫；修身是完成一个人的仁；齐家是完成一家人的仁；治国是完成一国人的仁；平天下是完成天下人的仁。孔子仁道，精神与物质并重，唯物与唯心兼备。果使仁道昌明，则东西两方的文明，必有沟通之一日。”田军长这样的情怀，是否与蚕丛氏的精神有着隐秘的关联？

  吸引我的第二出折子戏是朱桃椎朱真人的戏，一个隐士与两个官员的折子戏。

  朱桃椎在两《唐书》中均有相关的传记资料，《旧唐书》附载于列传高士廉条目下，《新唐书》则载录于列传隐逸条目下。综合两个小传记，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朱桃椎是蜀人（益州成都人），澹泊为事，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行为诡秘，人莫能测其为。（2）曾弃官不仕，武德年间唐朝大将窦轨镇守益州，召见朱桃椎，并准备好了官服，想让他当个乡正。桃椎一句话也没说，弃衣于地，逃入山中。（3）山中的生活简朴得接近原始人，结庵涧曲，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人有赠遗，一无所受。（4）但是，再高的隐士也要生活，朱桃椎的生计来源除了大自然的馈赠之外，还有他的草鞋营生（用草鞋换大米）：每为芒履（十芒履）置之于路，人见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其为履草，柔细环结促密，人争蹑之。为鬻米置于本处，桃椎至夕而取之，终不与人相见，议者以为焦先（汉末隐士）之流。（5）后来，成都又来了一位更大的官，深受唐太宗李世民器重的高士廉，听说了朱隐士的大名后，以礼致之，及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直视（瞪视）而去。管你什么人，朱隐士就是不理不睬。士廉每令存问 ，桃椎见使者，辄入林自匿。（6）高士廉打从心眼儿佩服，恭敬地对朱隐士说：“朱大隐士，你这样做，是在暗示我要以无为治蜀吗！”乃简条目，薄赋敛，州大治。但是，苏东坡并不认为高士廉就真的明白了朱隐士的意思，或者说，朱隐士压根儿就没有这层意思：“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苏东坡贬黄州时，曾遇见一个奇人，本姓卢，为张氏所养。阳狂垢污 ，寒暑不能侵，常独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其言行举止甚为怪诞超脱，让东坡想起故乡一带（对于漂泊的谪人苏东坡而言整个蜀地都是故乡）的高士朱真人来。

  《成都文类》《蜀中艺文志》《御定历代赋汇》中，还幸运地保留着朱桃椎唯一传世的《茅茨赋》，在这篇著名的隐士赋中，朱桃椎对自己的居处，衣着、处境及日常生活状态等，均进行了诗意交待。从“庭惟三径，琴置一弦”等语可知，朱桃椎的内心中，还住着一位更古老的隐士：陶渊明。其“枕明月而弹琴，对清风而缓酌”，亦有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潇洒风神。

  若夫虚寂之士，不以世务为荣。隐遁之流，乃以闲居为乐。故孔子达士仍遭桀溺之讥，叔夜高人乃被孙登之笑。况复寻山玩水，散志娱神，隐卧茅茨 之间，志想青云之外。逸世上之无为，亦处物之高致 。
  若乃睹兹庵室，终诸陋质，野外孤标，山旁迥出，壁则崩剥而通风，檐则摧颓而写日。是故闲居晚思，景媚青春，逃斯涧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叶而为巾。不以声名为贵，不以珠玉为珍，风前引啸，月下高眠。庭惟三径，琴置一弦，散诞池台之上，逍遥 岩谷之间。逍遥兮、无所托，志意兮、还自乐。枕明月而弹琴，对清风而缓酌。望岭上之青松，听云间之白鹤。用山水而为心，玩琴书而取乐。谷里偏觉鸟声，高声高韵尽相调。见许毛衣真乱锦，听渠声韵宛如歌。调弦乍缓急，向我茅茨集。时逢双燕来，屡值游蜂入。冰开绿水更应流，草长阶前还复湿。吾意不欲世人交。我意不欲功名立，功名立也不须高，总知世事尽徒劳。未会昔时三个士，无故将身殒二桃 。

   说到苏家与龙泉驿的历史渊源，不得不提及苏辙的《灵泉小县收息增羡》，一出龙泉驿经济发展史上的折子戏，很有些梦华旧影味儿的第三出折子戏。这篇难得的龙泉驿（灵泉）经济史料，保存于苏辙《栾城集》右司谏论时事一十八首之《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概状》中。宋代蜀地（眉州丹棱）史学家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有收录，文体略有不同。时苏辙为谏官，列举成都提点刑狱郭概在监督经济政策执行情况时的诸多问题（卖盐、榷茶 及市易），要求给予严肃处置。接着，便谈及录泉市易的情形：

  至于市易比较收息，始因提举官韩玠以灵泉小县收息增羡 ，遂督责诸县以灵泉为比，务令多得息钱。概以韩玠叔祖缜见任右仆射，意欲趋附，不敢体量实状，妄言韩玠不曾以户口比较息钱，又代韩玠巧说词理，言诸路推行市易之法，不独成都，不可独治一路，及事已在三赦前。概以监司被命相度逐事利害，朝廷元不令概定夺韩玠罪名，概之职分，但当具的确事实奏闻。

  在宋神宗熙宁时期所施行的王安石新政中，市易法是其中一项重要立法：官府内设立市易司，由政府出本钱，以放贷者的角色进入商品流通环节，从而获取赊贷利益。普通居民获得政府贷款后自行经营，经营所获与政府进行五五或四六分成。政府在整个商业行为中所获得的分成即为“收息增羡”。从苏辙的文章中可知，灵泉县（龙泉驿）当时经济相当繁荣，并在全国较早成功试行这项政策，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灵泉小县收息增羡，遂督责诸县以灵泉为比。”苏氏兄弟对新政中合理的部分，一直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在很多时候，比起哥哥苏轼来，弟弟苏辙的政治态度显得更为稳健一些。龙泉驿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此种先行历史精神，与今天的龙泉驿经济前瞻目光是一脉相承的。

  吸引我的第四出折子戏，与一座墓地和一部词集相关。2010年11月中旬，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文物勘探过程中发现一座大型砖室墓，进行了半年左右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是在墓室中发现了墓主人赵廷隐近三千字的长篇墓志铭。赵廷隐（884—950）在欧阳修和薛居正所修的新旧《五代史》中，偶尔能看见其身影。略晚于薛居正的北宋人路振，在《九国志》中为赵廷隐立传。赵廷隐为甘肃天水人，后蜀开国大将，深得后蜀高祖孟知祥及后蜀后主孟昶信任，官至太师、中书令，封宋王，号“忠武”。从墓志铭中可以得知，赵廷隐娶有三位妻子，育三子七女。子女中最有名的并不是在《九国志》中亦有传记的次子赵崇韬，而是其长子赵崇祚：《花间集》的编著者。这部收录有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位花间派词人的词选，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词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这出折子戏提供了最为迷人的唱词与对白。西蜀词人欧阳炯在大蜀广政三年（940）的初夏时节，为《花间集》写下一篇影响深远的序言，首次对词这种新兴文学样式，梳理了迢遥而隐秘的文脉：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常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赵崇祚，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还有一出折子戏，一出关于一位成都“移民”美术家及其后裔的折子戏。据《文献集》载：2017年8月25日，龙泉驿区城镇化项目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砖室墓，经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龙泉驿区文管所工作人员现场勘探确认，施工范围内存有宋代墓群，具体位于东安街道洪河村14组。之后，市考古队先后两次对宋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宋代墓葬20座。结合墓葬出土文字材料判断，墓主人为渤海高氏后裔。北宋时期居于山西绛县，南宋初年南迁成都。其中M10墓主人为北宋仁宗时期知名山水画家高克明，他在北宋景德年间游历京师汴梁，大中祥符中入皇家画院。仁宗时命其画壁以试才，后迁至待，守少府监主簿(正六品)赐紫衣。其代表作有《三朝训鉴图》《溪山雪意图》《高寿图》《立会图》等，其中《溪山雪意图》等画作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高克明的绘画艺术，生前便已得到很高的评价，在北宋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中，就将其列为“妙品第一”。M9为高克明之子高及民和其夫人靳氏合葬墓。M8为高克明之孙高良粥和其两位夫人合葬墓。从墓志、买地券等史料中得知，这片高氏家族墓群，系南宋初年高克明子孙为避免战乱，南迁至此而形成。

  美术家高克明的枯骨“移民”成都时，已经无法看见繁华的成都风物，不然，一定还会画出几幅传世的成都风物，比如：龙泉山雪意图。也许，高克明还会为一只猫写照。民国二十七年（1938）《简阳县志》的“土产”中，记述了一种被称为“四耳神猫”的简州猫（轮廓重叠，两大两小，合成四耳）。遗憾的是，这种奇妙的东西在清朝中后期即已绝种，人们只能在售卖的神猫版画中（置于家中避鼠）一窥其大体面目。如果四耳猫能一直繁衍下来，人们用一口好听的，被现代语言学家董同龢先生在《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中称之为“成都文言岛”中的方言唤来唤去的；又或者，一群大大小小，毛色鲜亮的四耳神猫奔跑在龙泉驿古老的驿道上，在驿站的露台上晒太阳，打滚，撒娇，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

  还有很多折子戏可以观想，比如段文昌与段成式（《酉阳杂俎》作者）父子的折子戏，前蜀王王建义子王宗侃的折子戏，还有牟羽宾的传奇折子戏等。《文献集》用沉甸甸的文献脚本，映现了龙泉驿辉煌而深刻的历史屐痕——另一种意义的蜿蜒而壮丽的戏台，文献的戏台。我从中随手点播的这几出折子戏，不一定是其中最精彩的，但一定是有意味的。它们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在龙泉驿这座蜿蜒而壮丽的戏台上浮过光掠过影，并且不断发出回响。它们彰显了某段历史的炫目踪影，启示、润泽着今天和未来人们的心灵：蚕丛王的折子戏，代表着位处成都东边的龙泉驿，虽历经风霜摧折，其根底深处仍然存留着古蜀文化的强劲基因；朱桃椎朱真人的折子戏，昭示着作为古代巴蜀交通与贸易枢扭的龙泉驿身上，葆有珍贵的超越世俗羁绊的风标；苏辙与灵泉县“收息增羡”的折子戏，展示着龙泉驿经济发展命脉中的古今回应；赵廷隐与赵崇祚父子的折子戏，为龙泉驿的磅礴文脉注入源头活水；“移民”高克明及其子孙的折子戏，则代表着蜀地尤其是龙泉驿地区的包容、安逸和艺术的底色。

 历史已成陈迹，时光还将前行。从漫长历史深处打捞出的五十万字《文献集》，由张昌勇、杨伟、杨帆、曾思和胡开全、贾载明、姚云书人等担纲编纂。上下求索近两千年，自魏晋南北朝迄于晚清民国；东西穿越上万里，从烟云京华到宝岛台湾、从东瀛日本到北美美利坚。焚膏以继晷，刮垢而磨光，钩沉、整理、点校、注疏一丝不苟。以时间为纵轴，以事件为经纬，既有高屋建瓴的统摄，亦有生动的历史细节呈现，在近年来的区域乡邦文献开掘方面，堪称典范之作。《文献集》还汇成了多个全国第一：中国第一篇记载使用化石的文献，第一部基层干部文献——从九品的李流谦所著《澹斋集》，禅宗史上最长的语录——10万字的《石经楚山和尚语录》，藩王文集最连续集中的明蜀王文集五种，中国连续记账最长的账簿——龙泉镇竹市巷土地会连续记账138年。正如此，它用沉甸甸的文献脚本，映现了龙泉驿辉煌而深刻的历史屐痕——另一种意义的蜿蜒而壮丽的戏台，文献的戏台。毫无疑问，该书出版发行后，将成为龙泉驿历史文化的母本书、基础书、工具书。可为龙泉驿文旅发展、文艺创作、文创产品提供源头活水，更可为本土文化教育，学生图文学习研诵提供最鲜活的经典文集，让龙泉驿千年文脉得以延续。

  就在这篇文章快要收尾的时候，突然想起近十年写过一首与父亲有关的诗作《银卷尺》，诗中出现了一个地名：燃灯寺。也就是褚信相的瑞应禅院，又称米母祠、米母院、圣母院、瑞应寺。是的，父母亲的墓地就在洛带的燃灯寺公墓，每年清明节必去祭拜的“圣灯恒照”之地，同时也是曾经的祈雨圣地——那儿成了我们向家这一支的祖茔（又何尝不是一种戏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算是地道的龙泉驿人，这或许也是《文献集》编委邀请我来为此书作序的一个内在原因。

   或许父亲一生/唯一测绘过的山川/是自己七十五年的苦厄/和最后要去的龙泉燃灯寺//在寂静的春天/打量尘封的银卷尺/仍然是我怀念的特殊方式/父亲，已退回到更小的银屋子/卷尺在握，万物皆有分寸

                        ——壬寅仲夏成都石不语斋

本页图片由作者向以鲜提供

向以鲜，现居成都，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著有学术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诗集“我的三部曲”、“旋律三部曲”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获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科奖、四川文学奖、纳通国际儒学奖、《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等。